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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法制日报》的良性互动
发布时间:2020-07-21 08:08 星期二
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我与法制日报二三事

□ 张立勇

初识《法制日报》时,她还叫《中国法制报》。1982年年初,我刚到中纪委工作不久,在北京举目无亲,除了到餐厅吃饭,我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办公室、宿舍,读书看报的时间很充足。就这样,我与《法制日报》结识了。

有一天,我在浏览报纸时,看到《中国法制报》上刊登了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招生启事。启事上说,由北京多所高等院校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专家编写辅导资料,学员取得规定的全部课程单科合格证后,还可获得法律专业的函授大专学历。当时,文凭炙热烫手,不少有志人士通过夜校、函授等方式获得文凭。我已有大学本科学历,并不需要这个函授大专学历,但我觉得,多学点法律知识有利于做好本职工作。于是,我就按照启事上的要求,办理了报名手续。

其实,这个函授学习并不轻松,专业课程逻辑性、系统性都很强,我发挥年轻人记忆力好、精力旺盛等特点,一遍遍地背法条,搞不懂的记在本上,找机会去问老师。4年后,当我取得这个函授大专文凭时,我发现自己不仅喜欢上了法律,而且遇到问题时往往从法律角度去思考。

到陕西工作后,我从事的是党政工作,但我认为,在依法治国环境下,党政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意识,拍板决策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为了系统学习法律知识,我报名参加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研究生的学习,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2007年12月,我被组织派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先担任党组书记,2008年1月当选院长。岗位的变化,使我更加关注法治类报刊。《法制日报》作为中央政法委机关报,对政法领域的报道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我每天必看,经常把上面刊发的文章批转给相关部门负责人阅读。作为省高级法院院长,我每天有不少事务性工作需要处理,有时候白天来不及阅读《法制日报》,我就把报纸带回住处阅读。后来,为了阅读方便,我在办公室和住处各订了一份《法制日报》。

我当选院长不久,每天都收到几十封群众来信,反映案件质量、审判作风等问题,还有人在河南省高院门口打着条幅要见我。究其原因,案结事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涉法涉诉信访量居高不下?我经过调研发现,根子在于法官的司法理念问题,不少法官信奉西方的司法理念,习惯于闷头办案,作风漂浮,不愿意腾出精力进行判后答疑和释法说理。为了解决理念上的问题,2008年5月,我带领省高院党组成员、厅级干部、专职审委会委员、中层负责人和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奔赴延安,专程考察和学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决定在全省法院予以推行。

此举引发广泛争议,有人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战争年代的东西,在当前不宜重提;还有人认为,调解是和稀泥的方式,不利于居中裁判。对此,《法制日报》从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等方面进行了客观报道,旗帜鲜明地提出,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审判方式,体现的是法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是为群众着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法制日报》率先报道,引起了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不少记者通过宣传部门联系我,希望我能接受采访。我认为,接受采访是与媒体沟通交流的一个过程,能听到记者对法院工作的意见与建议,也是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主动接受媒体监督的一个好时机。事实证明,通过接受记者采访,我增强了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于推动和完善马锡五审判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每天读报,我对《法制日报》的报道风格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与认识,特别是有关司法改革的报道,使我经常陷入思考,不仅拓宽了我的思路,还激发了我进一步改革创新的勇气。我主动到报社走访,与社长、总编辑、部门主任、一线记者沟通交流,并征求他们对河南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与他们互动交流,我得到许多从其他渠道难以获得的信息,我们之间成为工作上的良师益友,彼此也加深了感情,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次到北京出差,不管是开会,还是办事,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与《法制日报》的领导联系一下,有时候通个电话说说话,有时间了则一定要到报社去坐一坐,聊聊天。

2010年,因故意杀人罪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农民赵作海,因“被害人”的突然回家,被法院在5月9日宣告无罪释放。痛定思痛,我们发现,有罪推定、重打击犯罪的理念依然存在。赵作海案的一审承办法官在审理报告中已经明确列出案件存在的6个重大疑点,但由于担心会放纵犯罪,受到质疑和批评,就依据“疑罪从轻”的惯性思维,对赵作海作出了死缓判决。我们及时纠错、问责、赔偿,并将每年的“5月9日”定为全省法院的“错案警示日”。

在此案的警示作用上,《法制日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敢于担当,及时发声,作为主办单位,与河南高院及中国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合召开“错案警示日”座谈会,报社领导和专家学者、刑事法官共同探讨刑事错案形成的原因、预防对策及刑事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错案警示日”的前夕,我与邵炳芳社长彻夜长谈,从错案发生的司法理念存在偏差、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失灵、律师意见得不到重视等问题进行探讨。我们谈到,虽然刑事案件要经过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和法院审判等环节,但一旦出现错案,人民法院就要坦诚面对,敢于承担,决不能过多强调客观原因,有意推卸责任。法官办案要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群众的监督,让权力真正在社会各界的眼皮底下运行。

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舆论对司法监督的目的与司法机关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和确保司法公正,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公正司法离不开舆论监督,充分的舆论监督不但不构成对司法公正的干扰和干涉,反倒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是改进和完善法院工作的良药和促进剂。

在错案防范上,河南高院率先在全国法院系统专门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我还组织召开律师座谈会征求意见,通过制度设计尽可能让律师多发挥作用,让其挑错。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台和运行情况,《法制日报》均给予重点报道,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有的律师看到《法制日报》报道后,给我写信说,一些冤假错案的产生,与律师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关系。广受社会关注的几起冤假错案,当时辩护律师基本上都是作无罪辩护,只可惜法官没有应有重视,没有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律师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对我触动很大,我在各种会议上,总是反复强调,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员以及法学学者等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他们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并以适用法律为职业,他们有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和共同的目标,是社会法律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守护人,要充分尊重律师。

退休之后,我依然坚持读书看报,依然关注法治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我们办的不仅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时,感慨颇多。办案中事理、情理、法理的是非曲直,虽然影响着当事人的前途和命运,也影响着办案人自己的人生。

(作者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责任编辑: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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