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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叙我与《法制日报》的交往
发布时间:2020-07-02 05:37 星期四
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我与法制日报二三事

编者按

今年8月1日,是《法制日报》创刊40周年。40年栉风沐雨,40年春华秋实。《法制日报》从最初的四开周报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央主要媒体之一,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舆论阵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法工作成就的重要宣传平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主流法治传媒集团。这些都离不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她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步发展、每一次飞跃,都凝聚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关爱,我们时刻铭记这一份份深情。在40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邀请了部分领导同志重温他们与《法制日报》过往的点点滴滴,共同点亮《法制日报》的生日蜡烛,迸发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奋斗不息的豪迈激情。本报从7月2日起开设《我与法制日报二三事》栏目,敬请关注。

□ 阚珂

5年前,也就是2015年6月,我撰写了《我与法制日报的交往》一文,回忆了从1986年以后近30年我和《法制日报》之间的往事。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5年过去了。今天,在《法制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应约再叙我与《法制日报》的交往,讲一讲我们之间的新故事。


我被“逮到”成为《法制日报》“两会人物”

在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法制日报》都开辟“两会人物”栏目。2013年2月初,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一公布,《法制日报》记者立即敏锐地从中发现了我的名字,此后5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我都无法“脱身”,成了《法制日报》报道的“两会人物”。

2011年年底,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后,我分工负责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2012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修改这部法律的过程中,我同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的同事去了不少地方作实地调研,了解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

在这之前,利用休假,我还回过近40年前当知青下乡的那个小山村看望乡亲们。在那里我惊诧地看到,当年我们知青集体户居住时就已摇摇欲坠的那三间泥草房竟然还没有倒塌也没翻修,站在屋内透过房顶盖着塑料布的那个大洞就能看到天晴天阴。这随时都有倒塌危险的房子里,住着一位7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他日子过得挺难。比起40年前,全村的面貌也没有多少改观。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帮不了他们。我是怀着深深的歉疚离开村子的。

我真切地感觉到,要加快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进程,用法制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法制日报》记者席锋宇,并详细介绍了20年来社会救助法的起草情况,提出了请行政机关尽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这部法律草案的建议。2013年3月5日的《法制日报》,刊发了锋宇对我的专访:《社会救助立法条件基本成熟》。在这篇专访的结尾,锋宇写到:“心怀悲悯,法济苍生。采访完阚珂,记者的脑海中突然跳出这样的词语。”今天在这里,我要感谢锋宇捕捉到了我的真情实感,并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

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法制日报》记者朱磊对我的专访,聚焦在“如何在快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实现老有所养”这一话题上。这是从另一个侧面延续了头一年的话题。我在接受采访时说:“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考验着政府的保障能力。养老问题,是家事也是国事。变老的事实,我们无法扭转,但养老的现状,我们可以改变。”这篇专访于当年3月6日刊出。

2015年,朱磊继续承担采访我的任务,话题是立法与改革的关系,这缘于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立法与改革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的。改革催生了立法,立法保障和引领了改革。在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完全相同的特点。在当年3月6日《法制日报》刊出的专访中,我指出,要求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是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显著特征。

2017年3月,是我担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最后一次出席全国政协大会。这年,由《法制日报》记者蒲晓磊来采访我。由于前几年《法制日报》记者已经把我“挖空”了,这年的3月5日,在政协委员驻地我的房间里,我毫无主题地与晓磊聊到了深夜,但没能提供多少有报道价值的新东西。尽管这样,晓磊妙笔生花,写出了一篇很好的专访稿,刊发在3月9日的《法制日报》上,全篇以“担当”为关键词,其中向读者介绍了2014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提交了提案《关于妥善解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工问题的建议》,到2017年年初,中央决定,在中央主要媒体开展解决劳务派遣工问题的试点工作。到记者发稿时,中央电视台7000余名采编等核心业务岗位的劳务派遣型员工正在转为“台聘”,中央主要媒体用工制度改革已经启动。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3年前的提案发挥了作用。


我有了个人“传记”

2016年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担任大会秘书处法案组副组长。这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有一项议程,是审议慈善法草案。

由于这次会议期间我的工作会比较紧张、繁忙,会前,我与《法制日报》谈妥,这年就不接受专访了。可会议日程就要进入到审议慈善法草案阶段的时候,《法制日报》记者郭晓宇打来电话说,报社领导提出派一位搞人物报道的记者写一写我这几十年学习、劳动、工作的情况,要我配合接受采访。我一听,这比往年的报道搞得还大,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就是有可写的,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接受采访啊!我在电话这边一再推脱,晓宇在电话那边好言好语地劝说,最后我都有了种“却之不恭”的感觉,就勉强答应下来。但我打定了主意:简单谈谈,应付了事。

3月7日上午,我打算午饭后睡上一觉,晚上好加班,就约记者下午晚些时候来我办公室聊一聊。可是下午两点刚过,记者就到我单位了。记者叫李想,是位年轻的女士。在这之前,我们没打过交道,相互不熟悉,这对她来说写我就要费些事了。我没做准备,没有提纲,想到哪说到哪,拉拉杂杂谈了两个半小时。

第二天,李想把写好的稿子《阚珂:为人大激情燃烧30年》发送给我。我拿在手里一看,立刻就为她的观察力、叙事风格、提炼概括能力、大开大合的写作所折服。真是位不简单的记者!

“知青岁月点燃家国梦”一节,准确地描述了我人生事业的起点。在我到农村插队时,已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但我依然满怀激情、带着理想奔赴了最艰苦的地方。后来,我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门课是政治学概论,在第一讲中,导师就告诉我们:政治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平”之学。我30年的全国人大工作经历和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经历,不就是“治平”的实践吗!但它离不开我知青生活这个起点。

“人生赛场‘长跑运动员’”一节,提炼了我对人生的感悟:人生是一场长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挫折,都要坚持不懈,保持节奏,一直向前走,“没有岁月可回头”。

“立法领域‘大龄新兵’”一节,讲的是我参加立法工作的体会,这不仅是我在法制委员会工作期间形成的看法,其实也是我在30年人大工作中形成的认识。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立法工作不要闭门造车,而要与生动丰富的实践紧密结合。

我妻子从《法制日报》上看到这篇报道后对我说,这不都是你平时想的、说的、做的吗?这样看,确实这“画”的就是我。老实地说,我没有系统梳理过自己的经历,百度上关于我的介绍是寥寥数语,而这篇报道才是我的个人“传记”。

一年多后的2018年8月,《法制日报》记者朱宁宁在《“八二宪法”五次修改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保障》一文中,为我的“传记”补充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元年——1979年秋,我走进吉林大学的校门。另一个是,在1982年秋大四的第二学期开学后,我决定由哲学跨专业报考政治学的硕士生。可是考试的5门科目中的“中国宪法”和“国家与法的理论”两科我没学过,当时又没有现成的中国宪法教材,我是拿着1982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学习备考的。

我的“人大人说人大”专栏

2008年10月,我完成挂职北京奥组委参与举办奥运会的工作任务回到机关后,发现中央主要媒体负责报道全国人大工作的记者中有不少是年轻的新面孔。我离开机关一年半,情况发生不小的变化。为方便这些记者做好报道,我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问题拟了20个题目,分几次陆续向他们作介绍。第一次我讲了几个题目后,记者们就很感兴趣,认为这些内容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建议我把它们整理成一个个小故事,以“人大记忆碎片”的形式公开发表。记者的建议我没往心里去,这事就一直撂着。

转眼间到了2013年的冬天。这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法制日报》提出:为我开设一个专栏,连续刊发我撰写的文章。为促成这件事,郭晓宇专程到中央党校,与我商量开设专栏的细节问题,并确定这个专栏的名称叫“人大人说人大”。

在全国人大工作这么多年,我的研究文章和讲座稿有近百篇。但这次我为自己规定,不再发表枯燥的说“理”性文章,而是从细节入手,讲述鲜活的人大故事,故事要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样,我着手整理资料,撰写人大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在我脑袋里装着,但要把它落实到纸上,就得逐篇核对史料,这真费了我不少功夫。

在晓宇的多次催促下,从2014年3月开始,我每月在《法制日报》“人大人说人大”专栏发表两篇文章,一共发表了50多篇。许多文章被地方人大刊物转载。还有的地方人大同志一篇不落地收集我的这些文章,把它装订成册,在工作中参考。

2015年以来,我的一些同事和几位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负责同志,建议我把这些文章编纂成书。这样,才有了《人民代表大会那些事》一书,全书35万字,2017年2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据说,社会对这本书的反响还不错。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厅新闻局局长)

责任编辑:刘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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