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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德 见证环保立法日趋完善
发布时间:2018-12-03 03:48 星期一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图①为在美国Pace大学法学院,曹明德在法学博士答辩后与导师Richard Ottinger教授、Nicholas Robinson教授、Katrina Kuh教授、朋友Mark Shulman教授合影留念。

图②为2005年2月5日,曹明德在峨眉山留影。 均为资料图片  

□ 法制网记者 杜晓

在曹明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封面有些破旧的《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作者提出的“大历史观”。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环境法学博士,曹明德习惯运用历史性、综合性的眼光审视、思考、总结问题,许多新的观点由此而生。

初冬的一个下午,记者如约来到曹明德的办公室,听他讲述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的学术研究经历。

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此,曹明德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环境侵权”概念

“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这批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落座采访开始,曹明德便笑着对记者说。

曹明德自称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坦言,“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拿的学位可能是最多的”。

曹明德究竟有多少个学位?

“我拿了一个本科学位,两个硕士学位,两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后。”曹明德笑着说。

在国内就读本科和硕士时,曹明德所学的专业都不是法学,而是哲学。

“我对法学很感兴趣,但是高中班主任觉得我政治学得好,建议我学政治。于是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报的是哲学专业,第二志愿报的法学专业。第一志愿直接就录取了。”曹明德回忆道。

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曹明德下决心在博士阶段转攻法学。

曹明德攻读博士学位时,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在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国家尽管从各个方面强调环保工作,但一些地方在一味追逐效率和效益时,仍将环保工作放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于是,一些问题逐步显露出来。

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曹明德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正式提出了“环境侵权”概念。

“污染行为是通过‘环境’这个介质来侵犯人的权利和法益。”曹明德严肃地说。

这一时期,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以及有影响力的诉讼已经出现。

曹明德还注意到,在许多由环境污染引发的诉讼中,由于受害者相对于污染者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让受害者完全承担举证责任,几乎不可能打赢官司。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曹明德提出了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污染者不能证明自己的污染行为与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就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由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个理论刚提出来时,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并不同意。”曹明德说。

不过,这一理论逐渐受到肯定。

一次,曹明德给重庆法院系统讲课,他介绍了环境污染诉讼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自一线的法官对此反应热烈。

在2001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曹明德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体现,其中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同样体现了这一思路,其中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在环境污染诉讼中,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曹明德瞟了一眼案头那本封面有些破旧的书,点着头说。

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从工业文明阶段跨入生态文明阶段。法律也要适应这一大趋势

199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曹明德,作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服务团成员,担任重庆南川市(现为南川区)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政法领域,联系公检法司等部门。

在南川市任职的一年经历,让曹明德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去思考、研究环境问题。

曹明德讲起他在南川市任职时经历的一件事。

在当时的南川市,金佛山占据其面积的一半。尽管金佛山早在1988年就与张家界一起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但迟迟没有开发。

曹明德以环境法学者特有的环保意识,在金佛山开发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对砍树进行禁止和限制。在这里,每砍一棵树都要经过严格审核”。如今,金佛山已经成为重庆重要的自然风景区,给南川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时间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曹明德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从工业文明阶段跨入生态文明阶段。

“在生态文明阶段,人们应该逐渐转变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不能再一味以人类为中心,而是要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各物种之间均衡发展的问题。”曹明德说,“在生态文明阶段,需要改变工业文明阶段的发展模式,要发展生态经济,法律也要适应这一大趋势”。

法律如何适应环境保护大趋势?

对于这一问题,曹明德依然运用历史性、综合性的眼光进行思考。

在他看来,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工业欠发达,环境污染问题尚不显著。

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2012年,这一时期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迅猛,环境污染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呈日益严峻态势。与此同时,环境立法也呈迅猛之势,环境保护法以及各主要环境单行法均在这个阶段完成,除了个别的法律尚未制定,可以说环境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为2013年至今,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一方面,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已经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中央对环境保护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均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法律也作了或正在作相应的修改或制定。

依据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曹明德建议将现有的环境资源法律上升到生态法层面,以更好地适应生态文明发展需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环保问题,决定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改变长期以来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把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曹明德说,新环保法修订工作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环保法修订工作中,相关部门曾经征求过曹明德等专家的意见。

“讨论时,我们都觉得改动不大。这么多年,环保法好不容易修改一回,我们觉得应该尽可能多地提点意见。”曹明德表情庄重地说。

不过,当新环保法出台后,曹明德认为,“吸收了大量的专家意见,基本上改到位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凝聚了我们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新思想。十九大报告中‘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从生态整体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待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报告提出应当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曹明德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涉及范围不断扩展,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参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环境治理

在曹明德的两个硕士学位和两个博士学位中,各有一个是在美国取得的。

曹明德的海外求学生涯起步于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他在这里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

此后,曹明德又来到美国VERMONT法学院和PACE法学院攻读环境法学硕士、博士。

VERMONT法学院的求学经历给曹明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校在一个小镇上,环境很好,特别原生态,可以静静地思考很多问题。”

丰富的海外求学经历不仅让曹明德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更重要的是让他具备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近年来,围绕国际气候治理引发的争议此起彼伏,曹明德也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气候会议。

随着参加国际气候会议次数的增加,他明显感觉到一些国家围绕气候问题对中国不断施压。

“有的发达国家代表想把低碳排放技术和设备卖给中国;还有人提出推算一个全球剩余碳排放量,然后分配给各个国家,如果谁提前用完了,就要付费购买。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较慢,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比较快。”曹明德向记者感叹:“有些西方发达国家骨子里还是强权思维方式。”

在曹明德看来,2015年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国际气候治理的一个新起点。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并在巴黎气候大会为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中国承担了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义务。正如2014年2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所说,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曹明德说。

曹明德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开拓新领域、发展新模式,为低碳发展作出新贡献。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和环境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从末端治理到全程治理的过程,所涉及范围也不断扩展,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参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环境治理。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建设美丽中国和保护全球环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曹明德评价说。

记者手记  

用大历史观思考、用实践把脉,曹明德是位颇有个性的环境法学者。

从发展进程中敏锐发现问题、从经济运行中寻找研究对象,正是像曹明德这样洞悉社会发展脉络、明了实际国情的学者,用赤诚与执着推动着中国环境法学进步。

可以预见,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征程中,这些环境法学者将为国家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绿色动力。

责任编辑:刘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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