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镉大米”带来的道德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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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法制文萃报——法制网发布时间:2013-05-30 14:59:37
 

 

《法制文萃报》观察员:雨田

“镉大米”这几天火速成为网络热词。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的“2013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餐饮环节监督抽检情况通报”显示:米及米制品的抽检合格率仅为55.56%,44.44%的大米镉含量超标。一连串不吉利的“4”,让刚刚从今年初“湖南镉超标大米流入”传闻中“解脱”出来的广东人,再度寝食难安。

食品检验机制为何弱不禁风?是否存在体制的漏洞和鲜为人知的内情?一个个硕大的问号有待解谜。

“镉大米”重现江湖

2009年,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粮集团”)曝出采购到上万吨“镉大米”的消息,然而后来,这些“问题大米”的去向却成了谜……2013年2月底,一篇题为《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报道,撬开了这个潘多拉盒子。

《南方日报》记者经过数月调查发现,该批次问题大米为早籼米,来自湖南境内的一些中央直属粮库和地方粮库。经深圳质监部门质量标准检验,该批大米质量不合格,原因是重金属含量超标。对此,深粮集团指责称,湖南粮库明知大米镉超标普遍存在,却拿出“检测合格”的证明欺骗企业;而湖南方面则谴责深粮集团一直在悄悄地销售“镉大米”,这次拿检测报告说事,是想胁迫粮库降价。

对于这些“问题大米”该如何处置,质监部门当时给出的意见是不能储备,只能用于工业用途。深粮集团也积极表态,问题大米已封存,未流入市场。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然而,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近日对市餐饮环节食品及相关产品进行抽检时,竟发现合格率只有可怜的五成多,而不合格的原因恰恰是镉超标。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年初那万吨被“拦截”的问题大米,深粮集团到底有没有按承诺进行封存?来自《南方日报》的一段文字让人不寒而栗:“该批次问题大米被发现后,深粮集团只返退了一百余吨湘潭大米,其他的都被降价处理,并没有用于工业用途。这些问题大米辗转抵达珠三角的无数张餐桌上,对广东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危害。”

事情的脉络大致如此,回顾整个事件,最可怕的并非粮食采购中的尔虞我诈,而是湖南粮库和深粮集团明知大米镉含量超标,但为了经济利益,产、销环节都秘而不宣,最终让这些“镉大米”一路绿灯流入老百姓口中。

其实,早在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在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的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100多个,检测结果表明:“10%存在镉超标”;2008年,这个数字翻到了60%以上。

那么,被媒体持续关注的“镉大米”到底有何“毒性”?笔者随手百度了一下,眼镜差点儿跌落在地——镉对人体危害最严重的是结缔组织损伤、生殖功能障碍、肾损伤、导致畸形和致癌。最新研究成果还表明,镉能引发乳腺癌。

这里有两个恐怖的实例:20世纪初期,日本富士县曾发现一种怪病:患者全身各部位神经痛、骨痛,到了病症后期,患者骨骼软化、萎缩,四肢弯曲,脊柱变形,骨质松脆,就连咳嗽都可能引起骨折。由于病患日夜喊痛,怪病由此得名“痛痛病”,而病因正是人们长期饮用被镉污染的河水引起的镉中毒症。另一个病例在我国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当年曾流行一种名叫“软脚病”的怪病,经专家调查,被镉污染的水稻是致病的罪魁祸首。

惨不忍睹的病症让人脊背生寒,如果说喝多了污浊不堪的地沟油,人们还可以拿“跑肚拉稀能清理肠胃”聊以自慰,那么,嘴里嚼着有毒的“镉大米”,显然没法装出“阿Q”的这份儿淡定。毫无疑问,大米是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粮,大米重金属含量超标,无异于直接往老百姓的饭碗里投毒。

实际上,“问题大米”近年来频频现身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含黄曲霉素的“霉变米”,到含滑石粉等有毒物质的“珍珠米”,再到这次暴露身份的“镉大米”,花样翻新的有毒物质在百姓餐桌上横行。恐怖的是,我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一碗接一碗品尝着“稻米香”。若不是粮企之间“互掐”,若不是媒体仗义执言,不知百姓还要消化掉多少“矿物质含量丰富”的毒大米?

搞笑的是,面对“八面埋毒”的险境,竟有专家轻描淡写地将风险归咎于百姓“长期食用一个地方出产的粮食”,不会“换着吃”。不能不说,这位“砖家”很博学,他的“均衡吸毒法”已经将问题上升到了概率学的高度,为沉重的话题添加了一抹幽默。只是不知,今天吃这个品牌吸收点镉,明天吃另一品牌吸收点铝,后天再换个品牌吸收点铅……会不会导致百毒齐发?

言归正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中国人之所以癌症高发、怪病频发,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餐桌不安全。记得网络上有一句雷语:每个中国人死后,身下都躺着一张元素周期表。话虽“不着调”,却生动地映射了一些现实——地沟油、毒奶粉、染色馒头、化学火锅……当人们饱尝饕餮大餐时,殊不知已经病从口入。我们曾天真地认为,只要锻炼出一个“结实的肠胃”,就能适应新形势、赶上新时代的步伐,但“镉大米”严肃地告诉人们“仅此还不够”。看来,眼下的紧迫任务是要练就一副钢筋铁骨、百毒不侵的好身板儿。

面对“毒米”,监管为何“躲猫猫”

面对“镉大米”,市民急了、网友急了、媒体也急了,但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依然“情绪稳定”——该局虽然挑明了“44.44%的大米镉含量超标”,却没有告诉民众究竟是哪个品牌的大米镉超标。在公众持续的追问下,该局又公布了4家使用“镉大米”的单位名称,可还是没有公布“镉大米”的品牌和厂家。又经历了一天的舆论拷问后,该局公布了“镉大米”的生产厂家及品牌,公众终于知晓了“镉大米”源于湖南,但对于产品流向及查获数量该局仍未公开。

关系老百姓餐桌安全的重要信息,如今却成了政府部门“不能说的秘密”,疑似“躲猫猫”的一幕,激怒了坐立不安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的民众,大家纷纷质疑“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或许是感到舆论风向有变,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立即解释称,之前未公开具体名单是由于“抽样量较少、抽样范围较窄,只代表局部、个别的餐饮单位米和米制品抽检情况,不代表广州市整体情况”。该局局长也表示,“大米不是餐饮单位自己生产的,作为原材料,需要一段时间核查。我们需要其他部门的协查,才能发布信息。”

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能令公众满意,广州市民宋晓丹就说:“真话只说一半就等于是假话,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些已经被检测出来的不合格产品的来源和去向,要不公布检测结果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毅也认为,食品安全信息越透明越能减少恐慌,“犹抱琵琶半遮面”只能损伤自身公信力,且让事态复杂化扩大化。“我不能理解,在一切证据都已经坐实,也公布了总体数据之后,为何不能进一步公布详细信息。”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留头去尾”的公布信息让人琢磨不透。《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82条明确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信息,应当做到准确、及时、客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公布信息,应当同时对有关食品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解释、说明。而六部委制定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则规定,依照本办法负有食品安全信息报告、通报、会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报告、通报和会商食品安全信息,不得隐瞒、谎报、缓报。这些法律法规,堂堂市一级食品药品监管局想必不会不懂,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依法办事。

事实上,这种信息公开“躲猫猫”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今年2月底《南方日报》披露湖南镉超标大米流入广东时,广东省卫生厅也曾含糊其辞地通报称“部分退货的问题大米由湖南经销商销往广东省个别地区用于饲料用粮”。什么叫“个别地区”?至今未见官方公布的具体信息。

只是没想到现在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又“如法炮制”,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动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食药监部门不惜违法违规,也要充当“镉大米”生产厂家的“保护伞”?是维护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重要,还是维护那些黑心企业的利益重要?

对此,新华网的评论认为:镉超标大米品牌最终还是被抖出来,但是三缄其口,总让人感到不情愿,监管显得乏力。镉超标大米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能一路畅通,远销其他省,这其中有地方保护的因素,而更多的是监管成了“睁眼瞎”。而在终端销售地发现问题不公布品牌,实则也是一种保护,保护其他地方同行监管部门不作为,监管部门之间互不揭短比问题大米更可怕。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孟奎也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多次以避免引起社会恐慌、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但实际上却是在维护生产不合格产品厂家的利益。

笔者记得有人说过,张狂只是公权滥用的一种表现形态,比张狂更可怕的是权力间的相互妥协和示好。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公权部门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放弃原则、井水不犯河水基础之上的,“你有错误我不管,我有问题你也别查”;再有一种现象就是结盟,把查处变通为相互保护,“今天你敬我一尺,明天我还你一丈”。这种“权力交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些监管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皆缘于此,这或许也是权力监督有时难落实的症结所在。

回顾“镉大米”事件,三番两次卷土重来成为舆论热点,皆因真相一直“躲猫猫”。有媒体注意到,在“2013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餐饮环节监督抽检情况通报”中,除了米及米制品之外,年糕类、油炸小食品、熟肉制品、食用油、餐饮具、辣椒干及辣椒粉等6类被检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厂家及使用单位同样未被公布。这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现实中还有多少因“不便公布”而侥幸逃脱的问题食品?又有多少类似这种“挤牙膏”式的信息披露?从广州这次不一样的“公布”中可见一斑。

没有真相就没有严惩

“镉大米”事件持续发酵,最新的进展是,广东连续查出17个批次的镉超标大米,其中有12个批次来自湖南。湖南攸县3家涉事米厂被要求召回、下柜、责令停业整顿。随着生产企业被“揭盖子”,舆论风暴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湖南。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媒体顺藤摸瓜一较真,竟发现湖南那边的问题更惊人。

“湖南米重金属超标是圈内都知道的秘密”,湖南当地一位米档档主竟如此“吐槽”。《广州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镉超标大米产地之一的湖南攸县,当地质监局称每年一次定期检测大米,并不是批批检验。此外,湖南多数粮库也没有严格的检验管理制度。在初加工环节,米厂长期未将重金属含量列入常规检测项目,检出问题也不公布;在销售环节,监管部门也习惯性保密。就这样,“镉大米”大摇大摆地闯过生产、初加工、销售、制作等各责任环节。

而外地大米流入广州后,除了工商部门和食药监管部门抽检外,批发市场和商家不会再进行检测,只是在索证索票上把关,但供应商提供的自检报告中往往没有关于“镉”的指标;目前广州市场的自检内容中,也没有强制检测镉是否超标,只是检测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一碗“镉大米”,将本该坚韧无比的食品安全责任链碾得粉碎。众所周知,我国素来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据资料显示,去年湖南省水稻产量为2631万吨,占全国水稻产量的12.9%,可见,湖南大米在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告诉我们,即使是产自“稻米之乡”的大米也难言安全,这不由得让人一声叹息:难道买大米也得跑去香港?

事实上,湖南大米重金属超标,不仅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更大程度上是环境污染的问题。据新华社记者调查,湖南土壤重金属超标严重,但当地政府未对土地用途进行划分,农民种出镉超标大米也不知情。

《广州日报》也关注到,湖南既是鱼米之乡,也是有色金属之乡,像此次“镉大米”的产地就分别位于湖南重工业城市株洲市和衡阳市。在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当地也意识到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性,并制订了一揽子的治理措施,但囿于地方政府很难对一些大型有色金属国企“开刀”,导致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也许正是受到地方利益的牵绊,公众看到了大米镉超标事件发生后,湖南相关部门仍没有检测计划;湖南省食安办和湖南省质监局相互推诿、“踢皮球”;一位湖南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官员甚至“警告”媒体,大米重金属超标全国都有,湖南大米重金属超标也早已存在,但湖南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过于炒作湖南大米镉超标之事,对农业经济影响很大。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扭曲的利益链条已经束缚了一些监管者的手脚。笔者注意到, 2012年湖南全省农业产值2651.7亿元,全省粮食播种面积490.8万公顷,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2.3%。在如此“高产”的现实下,当地害怕“镉大米”事件扩散冲击地方经济固然可以理解,但以保护之名行搪塞之实,将舆论监督污化为“炒作”,拒绝外界对湖南镉大米事件的“深挖”,不仅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剥夺,更是对民众健康权益的粗暴践踏。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害怕“影响地方经济”的顾虑,有可能造成心态上的放纵和治理手段上的疲软。

与“镉大米”搅得全国不得安宁几乎同时,5月1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规划财务司负责人王小岩掷地有声地说:“要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此话说到了民众的心坎上,面对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危机,公众太需要实实在在地兑现诺言。就眼下“镉大米”事件而言,只严厉惩处那些无良企业显然不够,要想真正杀一儆百,恐怕要从让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帽落地”开始。

●结语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领域的安全始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剑。虽然数据告诉我们,我国每年的粮食总产量都在稳步攀升,但有必要叩问一下,粮食的质量是否也在逐步提高?从“镉大米”事件来看,这显然是一个让人无语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说得让人耳根生茧,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落实责任链各环节的事情,每个环节的责任是什么?法律法规已经讲得很清楚,关键是要真正去激活它。

(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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