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律师对话“网络恶搞

 

访谈现场

电视节目主持人、歌手   孙国庆先生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周俊武律师

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    常少扬

摄影 本网记者王建军

  特邀嘉宾: 电视节目主持人、歌手   孙国庆先生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周俊武律师  

  主 持 人: 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    常少扬

    主办单位: 法制日报 中国普法网 法制网

    [主持人]: 各位嘉宾、各位网友大家好!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发生了多起所谓的“恶搞”事件,有视频短片、歌曲、图片等多种形式,恶搞的对象包括:革命先烈、影视作品、知名人士等,公众对此看法不一。据悉国家广电总局将于近期出台一部有关互联网视频管理的条例,其内容主要是对网站视频的违规现象加强监管和查处。如何看待“网络恶搞”行为呢?法制日报、中国普法网、法制网今天举办“明星与律师对话网络恶搞网上座谈会”,邀请到演艺界名人与律师对话,从不同侧面,围绕“网络恶搞”现象、涉及的法律问题、明星如何对待“网络恶搞”以及如何规范管理等议题展开讨论。

    下面,我介绍一下光临本次座谈会的嘉宾: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著名歌手孙国庆先生。

    [孙国庆]: 大家好。

    [主持人]: 孙先生是著名的歌手,现在主要在旅游卫视、星空卫视多档栏目中担任主持人,大家对他都非常熟悉和喜爱。

    第二位嘉宾是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周俊武律师。周律师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著作权法事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代理了《千手观音》署名权纠纷等众多知识产权案件,不少属国内外知名的诉讼案件,从业经验十分丰富。 首先对二位嘉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正式的议题。时下的互联网经常会出现对名人的形象、言论或影视作品再加工,一般称之为“网络恶搞”,现在就请二位嘉宾分别谈谈你们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孙国庆]: 其实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特别好的信息传播方式,它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掀动了几次资讯的发展浪潮,从科技到人文的发展,这个现象非常好。俗话说“现代人一天不能没网,一刻不能脱离网络。”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方便,比如:发邮件、MSN、QQ。可以说网络的信息传播速度确实比电视、报纸等媒介要快得多,从接受讯息方面的丰富性来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恶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谈,有这样一个网络现象的诞生,附着在人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大家要是“善搞”,我还是比较赞同的,我们可以欣赏很多优秀的Flash,还有动漫,还有挺搞笑的画面,通过视频在网络上下载,看起来也挺丰富的。

    但是就“恶搞”这件事情来说,尤其是对红色经典剧目、影片,包括一些英雄人物的恶搞,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下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前一阵子,比如《闪闪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里面把我们小的时候崇拜的英雄形象进行了“恶搞”,潘冬子的妈妈的偶像是“李咏”,潘冬子的爸爸叫“潘石屹”。因为我做电视节目太知道了,我们既然面对公众,既然是一个传媒的平台,就一定要在有责任感的基础上,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精彩和丰富。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七九八厂,是我们搞现代艺术的会聚的地方,在那儿做了一个雕塑——董存瑞炸碉堡。结果董存瑞手上又托着小的董存瑞,右手托着碉堡,左手拿着枪,董存瑞的面部表情很卡通。我在想这些先烈也好,这些英雄也好,当时在追逐自己理想的过程中,抱定的是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情感。对于这样的情操、这种的英雄,我觉得不能像现在对和绅、康熙这样任意地去杜撰,在这方面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保护我们的英雄,这就等于保护我们的历史。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更多地来关心我们网络上的文化,出台一些相关的条例,不要等出现了不良事件以后,总是没有相关条例来制约。我是这么想的,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主持人]: 孙先生还是区分了一下网络作品的性质,网络这个东西应该充分利用,但要善搞,而非恶搞。下面请周律师也来谈一谈。

    [周俊武]: 我还是顺着孙老师的话讲,我认为不应该“恶搞”,应该“善搞”,“恶搞”,恶的意思我认为是超出常规的,它更大程度上应该是分它的题材,分它的内容,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一方面,对于红色经典,对于英雄人物,他是高压线,是不应该也不能碰的,因为这些英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英雄们流淌的鲜血,和他生命换来的那段历史,我们尊重英雄,更重要的是尊重历史,尊重我们民族本身和呵护我们民族精神,现在有人把黄继光堵枪眼也“恶搞”、董存瑞炸碉堡也“恶搞”,我觉得这种“恶搞”形式有点泛滥。

   作为法律人员,我认为有关的法律对“网络恶搞”应该有一定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从道德的层面和舆论的层面,尤其是媒体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导向的问题。一方面“恶搞”通过法律可以解决掉,目前对铁道游击队的“恶搞”,通过侵犯版权的问题,来遏制这种问题。有一些情况是法律解决不了的,比如对李白的诗也“恶搞”,对孔融让梨的故事也“恶搞”,本来孔融让梨是因为礼让、谦和、尊重长辈让梨的,“恶搞”变成了孔融因为怕哥哥打才让梨了,这不存在侵犯孔融名誉权的问题,这种情况下,通过法律是解决不了的。但是这种“恶搞”方式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观点,对于原来所谓主流的价值体系是不是有叛逆性,根本不是因为谦让,而是因为怕打,我们谦让的传统是不是要颠覆掉了呢?“网络恶搞”,一方面通过法律层面解决,另一方面也不能突破道德的底线,通过道德,通过舆论谴责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正确的引导。网络本身是具有便捷性的,我们可以上网,可以娱乐,而技术本身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上网搜索讯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因为对某人有看法而进行攻击,甚至有些名人的照片被拼接成非常搞笑的图片。这种情况之下,因为网络便捷的理念,导致很难去管理,技术本身也有负面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很好地协调正面和负面的问题。

    [孙国庆]: 我因为经常做节目,所以就感觉到我们刚才讲到“恶搞”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制做出来的作品,我认为这只是“恶搞”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一种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在网上散播各种谣言、诽谤,这种东西如果拿到桌面上说,其实可以诉诸于法律。更可恶的是,比如现在网上有很多人为了能够让自己多曝光,不管是恶还是善,只要引起观众有点击率,就达到了成功的目的了。这个问题最可怕的是在网络上可以随意的登出来,不受任何限制。作为一个报社,一个电视台,要通过多方的审查,注重稿子的确切性,而这种严谨的消息发布方式在网络上是不存在的。就导致很多传媒在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就从网络转载。我现在上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我只要看据某某报报道,我就会看一下,但当我看到据某某网转载时,就会怀疑这个新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参加今年超女的评委,在成都的时候,主持人何炅,我孙国庆,加上顺子,再加上北京的毕晓世,我们三个人只有我是既是音乐人又是主持人,我们做主持都讲究跟相声斗嘴,当时我和何炅就开起玩笑来活跃现场气氛,结果网上登出来了,紧接着很多网站开始转载,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网站,说我和何炅在台上的拌嘴,之后我孙国庆在后台拿起椅子向何炅的脑袋砸去,砸得他当时满脸鲜血。我到底打没打何炅?什么时候拿凳子往他头上砸去?当时的证明人是谁?没有任何的根据!大概一个礼拜以后第二次决赛时,后来何炅在后台问我‘我们正着说还是歪着说,把事情澄清一下’。我说这个事情肯定要澄清一下,他作为主持人,在超女开始决赛之前说了一句话,如果我脑子被砸烂,今天也来不了,我又加了一句话,什么样的神药能够把医好了,今天连纱布都不裹。

    今天谈的“恶搞”,不管怎么样还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牵扯到它的道德也好,对一种观念、原则的误导、误解也好,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现在很多人都不买报纸,回去以后就上网,他就以为那些虚假的东西是真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恶搞”层面上。前两天有一个演员叫李琳,大概演过一个片子,片名带有一点朦朦胧胧的感觉,结果网上给她登了一条出演情色大片的假消息,说是陈道明和李琳联袂出演,在影片的宣传画上做了技术处理,把李琳的头像安在一个三级片女演员的身子上。我就说哪怕花一百块钱也要买张盘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买了盘回去一看,盘里都是拿别的片子都给剪辑了,明明穿着衣服却要打上马赛克,你这不是恶搞吗?这样的行为是多么的恶劣啊!

    我来的路上就在考虑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恶搞”的本身,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产生的原因。我想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各个网站的管理人员来进行有效监管的。网站应该对有很多东西进行过滤,把那些“恶搞”东西过滤就完了,不能为了点击率而对其视而不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娱乐方面的丰富,也不是说非得就有这些就怎么着了,没它的话,大家活的也挺滋润的,这个东西只要恶就没完没了。

    [主持人]: 超女现在在全国影响非常大,其中有的人也曾经被恶搞过,作为超女评委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孙国庆]: 超女这个事情很复杂。其实我觉得超女方面的“恶搞”还真没有。网上有个小胖,那个恶搞显得还比较可爱,可以为人所接受,如果再往底下搞,比如把他放在列宁头上,把他放在马克思头上,那就真的很难让人接受了。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叫“QQ语文”的东西,讲到朱自清的《背影》,他爸爸来送他上火车,他爸爸讲你人缘关系真好,这么多人来送,他说,“不,爸爸,那都是来坐火车的”,这样恶搞就把原著给颠覆了。跟我们小孩看卡通片一样,卡通片里的乖乖虎、小熊维尼都很温顺可爱,孩子们就以为它们不咬人,结果到动物园去摸它,一下子把手咬了。这就是类似的“恶搞”对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的影响。

    所以说做媒体的责任就是在遵守原则的情况下,让人们的生活充分的娱乐,快乐起来。不能为了点击率,为了收视率一直这么往下发展,冲破人的道德底线是绝对不行的。

    [周俊武]: 我觉得“恶搞”会影响现在青少年的审美观点。

    [孙国庆]: 我们成年人最起码还有一点抵御力。

    [周俊武]: 现在的青少年的“恶搞”方式会影响他的观点和审美观点,他可能认为“恶搞”本身就很时尚,他不考虑后果,因为小孩现在没有形成世界观,没有辨别能力。为什么“恶搞”?我们以前的教育本身是不是说教太多了,“恶搞”最重要一点是逆反心里,不管对的,错的,我都反对你,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教育本身,像我们这一辈的英雄人物,因为我们读过他的书长大的,80年以后的小孩,根本不了解英雄人物,所以他根本没有感情,没有道德底线的存在。媒体教育时也应该注意这个层面。

    [孙国庆]: 我比较喜欢前一段时间世界杯的做法。确实网民需要一个表达自己意见的的渠道,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空间和互动的平台。中央台、地方台都办这样的论坛,然后请名人、球迷,在网上专门开辟非常好的沟通方式,大家就在里面说齐达内拿脑袋撞人或者怎么样,小贝在现场踢吐了或者怎么样,就是非常良性,这个东西让大家有正常发挥的平台。现在一些“恶搞”语言恶劣到了极致,我们平时说过的最粗的言语,也没有网上骂得污秽,那个话骂起来,只要中国有的字,恨不得古汉语都用上。最后你能从网上辨别出一种变态,一种压抑,一种扭曲。所以,他为了证明他是什么,实际在表现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心里状态有些问题,我觉得挺恐怖的。

   [主持人]: 刚才两位老师对“网络恶搞”现象做了一下分析。“网络恶搞”从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现在网上流行的《红星闪闪之潘冬子参赛记》,人们对于这些恶搞的反应也逐渐发生着变化。有人提出“恶搞革命影片大大伤害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应由法律来规范?两位嘉宾怎么认为?

    [周俊武]: 关于红色经典,我知道国家广电总局据称要出台一个规范网络视频的条例,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法律本身,不会对题材本身规定的非常详细,规定的非常死。我觉得有一点,任何一个法律都会认为如果你这个法律行为本身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时候,规范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情况下,你这个行为就是违法的行为。法律只是对行为本身概括性的规范。这种对红色经典“恶搞”的方式,从这种角度规范规制是有可能的.一般一个法律不太用列举的方式,过些年了,这些英雄人物的影响对后五十年人的影响就很小了,那时候说恶搞是不是有必要。一个法律出台,一方面法律对于规范要规制,但是还要有宏观的层面,更多的是通过法律进行有效的引导。我仍然希望恶搞的规制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一方面通过道德的方式也要解决好。

   [主持人]: 刚才孙老师说有些恶搞可以搞,有些不可以搞,比如有些红色经典作品,我们崇拜的东西不应该恶搞,有些娱乐性的东西可以搞。刚才周律师说在现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恶搞应该有一个底线,孙老师认为恶搞的底线应该怎么样把握?

   [孙国庆]: 其实我觉得恶搞红色经典,恐怕自身的出发点不一定像我们过去年代说的那样,有政治目的,想颠覆社会,实际上就是为了想玩儿。

    网上也有一定的文明尺度,我们总不能一见面跟人说话就粗鲁,进门秩序都不知道,尊师爱幼,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也不去继承。这方面还是要从网络自身的素质和理念上来提高,真正把网这个虚拟世界的东西在现实也考虑一下,在网上是不是也要接轨和产生互动。

    我觉得有一些娱乐作品本身恶搞,其实给大家也是能带来赏心悦目和会心的一笑,但是这里的恶搞不能搞成诽谤,或者把一个挺正经的艺术作品最后弄的乱七八糟的。像胡戈也好,或者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恶搞作者也好,他们把影视作品或者曾经优秀的电视剧,或者一些小的东西,大家都能够接纳的情况下,来做一些东西,表达自己对所谓的注水艺术作品进行模仿,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周俊武]: 目前网上恶搞不外乎在法律方面侵犯了三个权利,一个侵犯著作权,最典型的例子是胡戈一个馒头的故事,至少侵害了《无极》这个片子里的复制权。 

    [孙国庆]: 实际上在唱歌方面叫翻唱权,你需要跟原作者商量。

   [主持人]: 周律师刚开始谈到恶搞现象涉及到三个权利,请具体细述一下。

    [周俊武]: 一个著作权,一个肖像权,还有一个权利,侵犯名誉权的问题,包括你是不是通过这个方式对人进行贬低,网上老传李宇春怎么样,那肯定对名誉权贬低,名誉权通过歪曲的方式导致观众对他评价的降低。还有一种很多人说的是事实,但是涉及到个人的隐私,不想把让他人知道的,你把它公布出去了,仍然构成侵犯名誉权。恶搞,法律底线这三个权利,最基本的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就违反法律规定。孙老师刚才也谈到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组织,名人尽管是名人,可能在行业领域里,毕竟他是一个个体,他没法面对这么多事情。如果有一个组织,比如恶搞行为如果通过法律程序让律师去处理和打击,一些人也许就不一定敢弄这个,或者通过组织的压力,也许就会达到规范化运作的方式。

    [主持人]: 周律师刚才说到了著作权,其实恶搞的作品也有创作的过程,也付出了他的劳动,你认为恶搞作品享有著作权吗?如果享有著作权,他跟原创作品的权利有什么冲突?

    [周俊武]: 两种观点都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你本身是侵权的作品,作品本身带有合法性是第一要务,你合法了才受法律保护,你不合法根本不受法律保护。还有一种观点,即便我这个作品本身是侵权了,但是我是构成一个新的作品,你这个只有瑕疵的一种作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就“馒头”的故事来讲,它的图象肯定有侵权,但是重新剪辑,还有一些安排,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是一个作品,因为著作权法对作品有明文的定义,这个作品只是有人独立创作的,并且能够被复制的,这种作品法律上是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但是法律上规定你这个是淫秽的、黄色的,不能发行的,这个肯定不受法律保护,除此以外,法律应该保护。现在法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你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一种认为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我认为应该分情况而定,有部分可以受法律保护,有的就不能受法律保护。比如孙老师有一首中文歌曲,歌曲是你创作的,你的著作权里面有一个翻译权,你有权利许可他人翻译成英文的,如果你不许可他人的话,他人翻译是侵权的。有个人侵权了,翻译了,翻译以后也形成另外一个作品,是有权利瑕疵的作品。这种情况之下,另外一个人使用这种翻译的作品进行演唱了,这种情况有没有版权,如果没有,那就是盗版,如果有,它就有瑕疵了。我认为一般性的翻译,没有经过你的许可,它是一个新的作品,它应该有权利的,只不过权利要受到限制,必须要经过孙老师的许可,如果他去演唱了,就侵权了。但是如果其他人去演唱了,认为应该侵害我们两个人的权利,侵害孙老师原创的版权,也侵害了有瑕疵作品的权利。不能说你这个侵权的作品就一定不合法,就一定不受到法律保护,这说的比较宽泛。

    [主持人]: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发的纠纷也是以和解告终。其中有一个争议的焦点,是陈凯歌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周律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俊武]: 作为影视作品的权利应该属于制片方的,电影本身的权利应该都属于他,导演本身只有一个署名权。这个案子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如果说我作为《无极》或者陈凯歌的律师去诉,陈凯歌是没有权利去诉的,应该是制片方起诉,因为制片方本身对作品本身拥有绝对的权利,一般对剧本、对影视作品本身,如果合同规定归制片方的,只有制片方有权利去起诉。

    [主持人]: 陈凯歌这件事儿是一个特例,现实中很少有人起诉到法院,有很多人声明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真正提起诉讼的很少,孙国庆先生怎么看?

    [孙国庆]: 通过去年《601个电话》,包括冯小刚家的地址被公布了,然后包括陈凯歌的《无极》被恶搞,像这样没经过本人同意和未与原作者达成协议就擅自侵犯他人的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诉诸于法律。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演艺工会,或者在民间发起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在这个组织里有机地分成几个部门,这里有演艺经济部,有演艺助理部,有法务部,有演艺公关部,这些人倒未必一定是 演艺界的人,我们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一些法律工作者,如果大家做得比较用心,能够用时间,能够有挖山不止的精神,其实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一定在赔偿金额上,如果这么做的话,总不至于像现在出现这么多问题,最后在媒体上形成一个雷声大雨点小惯性。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演艺界方面的经验,比如像当年的刘嘉玲照片被曝事件。

    我觉得演艺界的朋友们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能够把自己心中的话,把自己的委屈,把自己得到的不公的待遇,与广大的歌迷、粉丝或者和喜欢他们的观众进行良性的互动。 像李亚鹏也好,他在写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心里面挺脆弱,他的情绪是脆弱的,并不是他的意志是脆弱的。看到这个以后,我心里面很难受,他的博客已经写到,就差副标题:就这么算了吧,放过这个孩子吧,在我孩子的问题上你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你们将来都会有孩子。我们在网上给予了很多声援,比如跟帖子,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但是这个只是一部分。

    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王新刚、孙道临、王晓棠,包括我们喜欢姜文、刘晓庆、陈道明,我们没有恶搞人家,就是喜欢。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孙道临的夫人是谁,陈道明家里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主持人]: 我们前面说的恶搞都是通过视频的方式,也有一个特例,就是黄健翔世界杯激情解说事件,现在他的激情解说作为手机铃声已经下载了几百万,一条铃声按2元,获利巨大,他对这些收益有权利吗?如果一个名人碰到这种声音被恶搞的行为,应该怎么办?

    [周俊武]: 现在有两种彩铃,一种黄健翔所谓三分钟激情解说,有声音直接放的彩铃,这种彩铃在法律上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属于黄健翔在现场直播,他是中央电视台出资让他去工作,应该属于职务作品,而且职务作品属于中央电视台提供条件的职务作品,应该属于中央电视台的,如果用原音的方式来使用彩铃方式传播,黄健翔没有权利来收版税和使用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恶搞的方式,黄健翔的原词,用方言直接配上音乐,摇滚说唱的方式,我觉得也要区分一下,如果这个词还是原来解说的词没有改变,配上音乐,作为词本身,属于口述作品,所有权仍然还属于中央电视台。

    [孙国庆]: 版税如果收的话,主要还应该是属于中央电视台的。

    [周俊武]: 对,应该属于中央电视台,因为是职务作品,跟黄健翔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孙国庆]: 他是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节目里生成的。

    [周俊武]: 还有一个可能,版权法比较复杂,如果有的话,作为黄健翔因为他是演说者,法律上讲有一个邻接权,表演者权。比如说孙老师,这首歌词曲是别人的,如果是孙老师去唱的,唱完以后别人去录彩铃,你就有邻接权,你唱这个就有这个权利,一个彩铃要使用会涉及到三个权利,一个是录音制作权利,比如这个歌某个唱片公司录制了,有一个录制者权,还有孙老师表演了,有一个表演者权,还有一个如果这个稿子是别人写的,比如不是黄健翔写的,一个彩铃所以有三个权利,如果是原音的情况之下,声音录音制作本身播放权利职务作品是属于中央电视台,但是黄健翔表演了,说了,是不是考虑黄健翔说了,是不是有个表演者权。因为这个稿子肯定是黄健翔自己做的,那也是属于职务作品范畴之内,我认为还是属于中央电视台的。

    [主持人]: 恶搞的发生恶搞者虽然是有责任的,但是总要通过一个媒介来发布,二位认为发布者对恶搞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孙国庆]: 目前还没有太明确的界定,我觉得跟自律的关系还是非常大。你能不能够在办网站的过程中来判断这样的东西,它在道德的指标上的程度是多少。比如我们现在在法制日报网站上跟大家聊天,法制日报的网页上就没有来回闪的小广告,你也是网络,人家也是,为什么法制日报就能做到这样,这就要求我们网站的主办方不能仅仅为了追求点击率、知名度而抛弃道德的约束。我觉得作为一个执行层面的人,在这方面把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做嘉宾主持一样,嘉宾想说什么,我们想问什么,是双方碰的,我们不能说听听观众想说什么,观众肯定想问,你那天晚上牵手的那人是谁?我们这么问人,人家还来吗。媒体一定要起到引导的作用。

    [主持人]: 最后请二位嘉宾对热衷于创作“网络恶搞”的群体说点什么。

    [孙国庆]: 我刚才提到我和何炅被捏造的事实,这个事对我的影响,我当时听到以后就是付之一笑,如果长此以往,在我心里就会对于网络这种媒介打很多折扣,就会觉得这个太虚幻飘渺了,甚至不如一个人做了一个恶梦,或者在梦里捡了一个钱包,如果是这样一个状况,就像火对于我们人类的作用一样,用不好了就是玩火上身,引火自焚。第二个问题,有的人想在网上试身手,尤其像胡戈,像芙蓉姐姐什么的,都是通过网络走红,最后进入传媒,都还上了一些电视节目,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度。像胡戈弄一个《乌龙山剿匪记》,整一个《无极》,从认识的角度上来说,在合乎权益、合乎法律制约的前提之下,大家也可以施展这方面的才能,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电视人通过网络知道这个人的智慧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娱乐精神和一种娱乐财富,也未尝不可。但是拿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一些伟人、英雄和当时伟大革命的情景去恶搞,我想你恐怕自己要问一下道德标准和道德底线,你不懂可以请教一下别人,这个牵扯到一个人的修养、素质,包括一种政治观念的觉悟性,每一个守法的公民,在原则方面应该把握好这个度,这非常重要。

    [周俊武]: 之前网上很多人认为胡戈本身使用《无极》是一种侵权,很多人也认为胡戈本身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他通过做短片本身表达对作品的评论性,完全属于言论自由,现在说他侵权,是不是限制他的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是宪法上的一种权利。我认为尽管我们每个人有创作自由、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有什么基础?那就是不能损害他人的权利。恶搞本身,把很多人肖像随便张贴上去就侵犯了肖像权,你把电话号码放到网上去,就侵犯了隐私权,固然有这个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的权利,但同时不能侵犯的他人权利,你搞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不能建立他人的痛苦之上。

    恶搞有没有底线,我觉得有两个底线,一个是法律底线不能打破,不能侵犯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同时还有一个道德底线,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礼让,尊敬长辈等等,我觉得这个道德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主持人]: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从道德、从法律的层面,以及当事人的层面对“网络恶搞”行为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我觉得对广大网友一定会有帮助,将来我们也还会就跟法律有关的或者跟网络有关的话题继续进行这样的交流,希望广大网友积极参与,也希望嘉宾以后多到我们这儿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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