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宜生 跟踪调查中国律师业十年

　　10年前，麦宜生以中国律师业调查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10年后的2009年，他再次调查，试图发现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特征。中国吸引麦宜生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而麦宜生，亦不仅仅是个“老外”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高欣 法治周末记者 王婧

　　对麦宜生(EthanMichelson)教授的采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水穿石咖啡馆进行的。这次采访更像一次闲聊。麦宜生讲他在中国的经历、讲他对中国问题的调查，还和记者交流了一些对生活的感受。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在麦宜生先生身上有一种东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对中国的好奇和热爱。

　　结缘中国 关注中国问题

　　加拿大人麦宜生第一次与中国结缘是在1986年。那时他还在读高四，随家里亲戚一起到香港和广州旅游。这次中国之行，给麦宜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当时就是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让人愉快，都很好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自由。”

　　这次中国之行，让麦宜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亦奠定了他日后学习和工作的兴趣指向。

　　麦宜生在加拿大进入大学后开始学习汉语。1991年，他报名参加了厦门大学汉语暑期培训班。当时的厦门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是游人，是座安静优美的城市。麦宜生在学校上午上课，下午自由活动，完成一部分的作业之余，还可以到海边玩耍休息。那个夏天，麦宜生在学习汉语上面投入很多，勤奋用功，终于找到了学习汉语的感觉。

　　1992年7月，麦宜生大学毕业，获得了社会学和东亚研究双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93年，他申请到了中加学者交流奖学金，到南京大学继续学习汉语。后在南京的JohnHopkins(约翰·霍普金斯)学校任教。

　　两年后，麦宜生赴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中国农村问题调查，后转入法学所研究法律社会学，关注中国律师业问题。2000年夏，在美国律协基金会的支持下，麦宜生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主题是对中国律师业的调查，涉及25个中国城市。

　　2003年，麦宜生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工作。现在，麦宜生是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终身教职)、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终身教职)和法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在印大法学院今年刚刚成立的全球法律职业研究所律师比较研究中心，麦宜生负责对中国地区的研究。

　　目前，麦宜生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做访问学者。

　　关注律师 十年跟踪调查

　　2000年，麦宜生一直在进行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陷入困境，于是，他决定转做中国律师业调查，并作为其博士论文题目。先前，他曾在全美律师第二次大规模调查中做过两年的数据分析助理。

　　麦宜生对中国律师业做的这次问卷调查，地域涉及中国25个城市。结果麦宜生发现，中国律师的执业困难很大。困难主要来源于三方面：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阻碍；当事人常拒绝支付律师费；律师事务所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和保障。

　　2009年，麦宜生与留美博士刘思达联手，再次对中国律师业进行跟踪调查。此次调查包括了麦宜生10年前调查的核心问题。这次调查了中国244个城市，受访人2335名。麦宜生试图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律师业近10年来的变化。可让麦宜生惊讶的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速度之快让世人惊叹，律师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律师的执业困难还存在。

　　“近10年来，中国律师业整体有所发展，但是，相对来说，只有一些精英律师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还有部分律师依然在为生存而奔波。”麦宜生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律师的角色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只是希望我所做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

　　律师执业 存在性别差异

　　当问及此次调查新增的内容体现在哪里时，麦宜生表示，主要增加了对女律师的关注。由于调查报告还没有最后完成，麦宜生只是透露，就现在的研究结果来看，女律师的淘汰率更高，流动性更强。麦宜生从背包中掏出了笔记本电脑，打开来给记者进行现场数据分析。

　　问卷中关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非自愿地退出法律职业”的问题，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高出了近46%；关于“因为性别而被解聘”的问题，数据显示女性占5.6%，男性占2.5%，女性比男性高出一倍。关于“客户要求用别的律师来处理一个问题”，回答“是”的女性比例为13.2%，男性为5.2%，差别也很明显。

　　问卷中，另外一个“您是否希望五年之后还从事同样的工作”的问题，数据显示，在回答“否”的选项上，女律师概率比男律师多出57%。

　　当然，这些数据体现的还只是问卷本身反映的情况，所以麦宜生强调，也不能光凭问卷说话。调查中他发现，在律师性别的选择上，客户的性别和案件的性质有很大关系。

　　“比如一位想要打婚姻官司的女客户，就更希望找一位女律师。”麦宜生说，“我的调查只是一种描述，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

　　最大心愿 继续关注中国

　　麦宜生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和法律两个方面。

　　“我只希望我描述的东西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社会。”他这样反复强调。

　　10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的关注，麦宜生感受到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城市外貌的变化上。

　　“上世纪在南京时，那还是座安静的城市，四处都是平房，街道也很窄。现在的南京，高楼林立，完全没有曾经的模样了。”麦宜生感慨道，“再就是生活中大家更加礼貌了，办事更加方便、更加规范化，从手续、程序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个伟大的国家在过去的10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快的变化”。

　　感觉在中国的生活“越来越舒服”的同时，麦宜生也表示，他的调查却越来越难了。他说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尤其是在城市，调查问卷的发放，特别是上门发放问卷，逐渐困难起来。麦宜生找到的弥补方法是利用网络，在网上发放问卷。二是经费问题。由于近期的经济危机，美国各个大学的课题经费都有所减少，这也阻碍了调查研究的顺利进行。

　　“我希望在有经济保障的前提下，我还能继续做下去。”他说。

　　提及在中国的生活，麦宜生说他的生活很简单。他坚持的一个习惯是跑步，每天都会在健身房跑8到10公里。他说他很想去跑马拉松。另外，他还很喜欢喝白酒，“喜欢和中国朋友们一起喝”。

　　麦宜生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继续研究中国问题。当问及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法治社会建设有何建议时，他谦虚平和地笑着说：“作为一个老外，对于中国问题的调查，我只做描述，不做评价。我希望我的描述是正确的，评价由别人来做。”

　　麦宜生总是自称“老外”，但他对中国问题却持续关注。他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从厦门到南京，再到北京。他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又从社会学视角对这些变化作出了较详尽调查。如果对他的经历和研究有所了解，就会自然觉得他已经完全不是个“老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