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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首创精神”铸就司改品牌
发布时间:2017-10-13 04:27 星期五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编者按 

    首次借助执行大数据管理系统编织“智慧执行网”让老赖无处遁形;

    全国首个“律师服务平台”率先向全国律师开放,提供全天候智能服务;

    首创“案件权重系数”评价法官业绩,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电脑说了算;

    首创“庭审面试”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新法官”,填补规则、制度空白……

    这涉及各个司法审判领域的诸多“首创”均来自上海,而这些敢为人先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模块均与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在司法领域的应用结下不解之缘。

    我国此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后,上海作为第一批试点地区率先拉开帷幕,在此后的几年里,司法责任制、人员分类管理、法官选拔和职务序列管理制度、职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涉及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内容得到先行先试,成为“上海样本”。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法院系统顺应时代要求,主动将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纳入全新司法生态的构建之中,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近日,《法制日报》记者选择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样本,就该院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司法审判新生态进行调查。

上海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就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接受采访。 张枫 摄

 

“206”将成为越来越优秀的办案助理

研发“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避免冤错案

    上海高院副院长郭伟清、上海高院副院长黄祥青正在与技术人员讨论系统功能设置等问题。 唐辰佶摄

    法制网记者  余东明

    法治周末记者 仇  飞

    “现在,通过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的指引,在刑事立案、勘查、取证、制作笔录以及案卷时,需要做什么、怎么做,一目了然。”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漕河泾派出所民警俞昕对“206”的功能赞不绝口。

    “206”,即“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因中央政法委交办上海研发的日期是今年的2月6日而得名。

    彼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来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调研时给上海高院下达任务,要求研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软件”,这一软件后被命名为“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上海高院数据显示,“206”于5月3日上线试运行,截至7月31日,该系统录入案件共计65件,包括故意杀人案件13件,盗窃案件41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1件;录入证据20715份;提供证据指引3712次;发现证据瑕疵点48个,其中证据收集程序瑕疵8个、证据形式瑕疵8个、证据内容瑕疵32个;提供知识索引查询450次;总点击量达6.6万余次。

    “开发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是中央政法委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之举。”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次我们把这些新技术融入到了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启了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深度应用的先河,具有划时代意义。

    司法改革催生出新事物

    这究竟是一套怎样的系统?据介绍,这套系统“要解决刑事案件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标准适用不统一、办案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要“具有校验、把关、监督功能,可以及时发现证据中的瑕疵与矛盾,及时提示办案人补正或作出说明,确保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从而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实现防止冤假错案,减少司法任意性,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的目标。

    “206”的出现,有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远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在中央的领导下依法纠正了34件重大冤假错案。发生这些重大冤假错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证据出现了问题。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之一,推进这项改革,就是要使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这个软件是为了服务公检法三机关执法办案,确保侦查终结、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证据标准符合法定定案标准,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我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做调研,最终形成了这个开发思路。”业务组负责人之一、上海高院刑一庭副庭长徐世亮说,首先要深入调查研究,弄清楚“痛点”在哪里、需求是什么。

    记者了解到,在系统开发的过程中,业务组广泛听取检察、公安、司法机关意见建议,历经34次专题调研,收集意见、建议78条,需求132条,收集公检法系统案件电子卷宗、裁判文书、庭审笔录、审理报告、退查退捕说明等资料16.55万份。通过认真梳理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在收集、固定、检验、审查判断证据中存在的问题,为破解刑事案件证据标准适用不统一和办案程序不规范等难题,提供机器学习样例。

    解决证据标准统一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审判的证据标准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由于工作角度不同,公检法在实际办案中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往往会存在差异。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按照法律规定解决证据标准适用统一问题。”上海高院副院长郭伟清介绍道。

    记者注意到,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要求和证明程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一个总的标准,具体到每个罪名,还需要进行细化。

    “我们聚焦常见多发、重大、新类型等案件,特别是针对当前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了7类18个具体罪名,逐项制定证据标准,目前已初步完成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等7个罪名的证据标准制定工作。”郭伟清说。

    据上海高院副院长黄祥青介绍,在制定命案的证据标准时,上海高院通过数据分析,将命案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现场目击型,也就是现场有目击证人或者有监控录像,能够完整反映案件情况的命案类型;第二种是现场留痕型,比如现场有血指纹、血脚印等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客观性证据的命案类型;第三种是认罪供述得到印证型,也就是主要依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印证从而定案的命案类型;第四种是拒不认罪型。

    以上四种类型虽然都属于命案,但是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有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制定个性化的证据标准。

    有了证据标准,还要制定证据规则。证据规则是指规范证据收集、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上海高院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类证据,分别详细规定了收集程序、规格标准、审查判断要点,同时对量刑证据、程序证据的收集、固定作了明确。郭伟清解释:“以前散落在不同规定中的规则,现在我们进行统一化、系统化。”

    “案件线索来源;查找被害人,确认死者身份;锁定嫌疑人及到案经过;查证犯罪事实;证据充实性及排他性说明;罪前罪后表现及其他量刑情节;涉嫌罪名。”徐世亮告诉记者,这是“206”对现场目击型命案“做出”的证据标准模型。

    在这套模型中,相应案件需要构建的证据链条一目了然,为办案人员提供了统一适用、简便易行、数据化、清单式的办案指引。

    “证据模型是为软件系统审查判断证据链条完整性专门设计的模板,在已制定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的基础上,研发团队于4月底初步完成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诈骗罪(电信网络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4个罪名的证据模型构建工作。”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处长曹红星告诉记者。

    人工智能帮助防范冤案

    除了规则指引外,“206”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发现单一证据的瑕疵,还能发现证据之间的逻辑冲突之处。

    比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系统对有关作案动机的证据进行了审查,提取、汇总了犯罪嫌疑人的七次供述,经办案人员、人机结合比对发现:七次供述的作案动机前后不一致,存在矛盾,这需要办案人员进一步查证。

    在另一起案件中,《法庭科学DNA检验报告》显示,公安机关共送检了14处血迹,但是《现场勘查笔录》显示,从案发现场仅提取了11处血迹,送检材料中多出来的3处血迹从何而来,需要办案人员进一步说明。

    “以前公安移交过来的大部分是纸质卷宗,仅阅卷就要用好长时间,现在‘206’系统可以对单一证据、证据链和全案证据进行校验、审查,都变成可视化的数据卷宗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徐汇检察院公诉科的办案检察官许磊点开系统进行演示。

    “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克服了办案人员个人判断的差异性、局限性、主观性,提高了对证据审查判断的科学性、精准性、全面性,防止了‘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防止了司法的任意性,但‘206’并不能帮助完全避免冤假错案,因为这个系统的定位主要是辅助办案,在证据审查上起到把关的作用,防止人工的遗漏。”郭伟清指出。

    郭伟清向记者介绍:“软件系统能够提示办案人员证据存在的瑕疵;能够通过‘人脑+电脑’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审查证据链与全案证据,指出各待证事项是否得到证据印证、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否符合逻辑等;在报捕、移送审查、提起公诉程序节点,系统会根据相应的证据标准综合提示证据是否缺失、是否存在证据瑕疵,不过案件是否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最后还得办案人员做决定。”

    “这相当于给我配备了一个智能助理”。检察官许磊表示。

    记者了解到,“206”还具有类案推送、文书自动生成、办案人员知识索引等多项功能,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

    “在历史性机遇面前,探索还仅仅是个开始,‘206’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合格的办案助理,”上海高院副院长郭伟清认为,随着不断的完善和提升,人工智能在证据指引、提示、检验、把关、监督上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我们相信,‘206’软件系统完全开发成熟以后,它在民商事审判等其他司法领域中的应用前景也将是非常广阔的,并可以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革命性的变化。”

责任编辑: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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