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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依法能动履职,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发布时间:2022-03-08 14:09 星期二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于子茹)在今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8日,报告起草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接受新华网专访,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依法能动履职,防范同类犯罪反复发生

胡光阳说,今年报告的主线是“依法能动履职”。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办案通常有三种形态:一是被动收案。二是主动监督。三是能动履职、诉源治理。

如何能动履职?胡光阳说,在监督办案过程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高质量办好案件的基础上,针对个案、类案发生的原因,“见微知著”,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从源头上防范相关案件反复发生,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让社会少一些犯罪,让老百姓多一些安心,实际上就是在检察履职中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抓实。

他举例,报告中提到的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当时是最高检指导浙江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促请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由自诉转为公诉。之后,最高检把这个案子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让更多群众知道网络诽谤不只是侵犯个人权利,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以被公诉,网络空间也必须守法。

他补充介绍,在2010年,最高检建立案例指导制度。2018年,最高检成立新一届案例指导委员会,4年发布指导性案例25批102件、典型案例168批1206件,并且要求检察官办案时主动检索、参照办案。

以严管厚爱开展企业合规改革

对涉企业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已经连续两年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稳企业事关保就业、保民生。胡光阳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的涉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负责人被抓、被判刑后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甚至由此倒闭、工人下岗,影响经济和民生。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检2018年发布11项具体检察政策,强调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产权纠纷与恶意侵占、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等,要求审慎采用限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办案强制措施。持续落实中,进一步提出“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对涉案企业,保护不能放纵,厚爱不能溺爱。”胡光阳介绍,从2020年起,最高检陆续在10个省份442个检察院创新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主要做法是对依法可不捕、不诉的,责成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切实整改,消除违法犯罪的隐患,做实既厚爱又严管。

此外,为防止涉案企业“阳奉阴违”、以“纸面合规”逃避刑事追责,最高检会同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8部门共同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成立第三方机制管理委员会,强化企业合规承诺的监管落实,确保真整改、真合规。

“对于经独立第三方评估认为虚假整改或整改无效的,依法提起公诉,坚决追究刑事责任。”胡光阳说。

严惩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

报告中提到,去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同比上升98.5%。

胡光阳说,从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看,2020年起诉网络犯罪同比上升了47.9%,去年同比又上升将近一倍,形势确实很严峻。

加强网络治理,根本要靠法治,网络空间延伸到哪里,法治就必须覆盖到哪里。

2020年,最高检就专门成立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专设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将推动依法治网作为战略性任务谋划。去年,最高检又围绕依法治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强化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协同公安机关等推进“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银行卡和电话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12.9万人,是2020年的9.5倍。

其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检察机关依法从严追诉犯罪。去年起诉此类犯罪3400多人,同比上升51.3%。同时,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侵害公益问题,特别是APP侵害个人信息、人脸信息管理不善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以公益诉讼促进相关部门、网络平台履责,促进加强监管、源头治理。

胡光阳透露,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此类公益诉讼2000余件,同比增长近3倍。基于这项工作的良好成效,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写入了公益诉讼检察条款。

多措并举,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介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时,报告中用了一个公式‘1+5>6=实’”,胡光阳告诉记者,这个公式里的“1”就是指司法保护,“5”就是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履职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这种特殊的职责,要求我们必须更实担当,努力推动司法保护融入其他五大保护中。”胡光阳说,这种融入,不是简单地推动“1+5=6”,而是作为“催化剂”,促进产生“化学反应”,让“1+5>6”,最终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实”。

他告诉记者,去年针对监护人侵害行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格758件;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督促监护令1.9万份,就是以检察履职促进家庭保护落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8年“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最高检会同教育部门一起“没完没了”督促落实。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被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纳,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去年,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督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把许多“大灰狼”挡在了校门之外;查询后解聘2900余名有前科劣迹人员,清除了“潜伏”在孩子身边的安全隐患。

终身追责:让司法责任制真正“长牙”

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对此,胡光阳说,最高检党组认为,如果有责任不追究,就会产生“破窗效应”,比没有责任的危害还要大。

去年初,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对2018年以来已纠正冤错案件进行全面排查,开展追责工作。

据介绍,各地共排查出246件刑事错案,最高检对“张玉环案”“张志超案”等错误关押10年以上的22件案件挂牌督办。经过力推、力促,共对511名检察人员追责问责,包括相关检察院班子成员134人,彰显对“关键少数”的更严要求;也包括退休人员122人,真正把“终身追责”落到了实处。

胡光阳表示,通过这次追责,我们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对已经发生的错案百分之百进行追责,才能警醒、力防将来万分之一的错案发生。因此,最高检提出,要常态化落实错案追责工作,让司法责任制真正“长牙”,做实对人民负责。

责任编辑: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