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本刊记者 徐明皎
编者按：什么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如何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本刊专访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辛自强教授，请他来谈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等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记者：什么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指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吗？
辛自强：这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要准确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含义，需要回到党和政府的文件上来。201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标题下提出“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标题下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标题下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可以看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有根本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各有明确的含义,不能相互替代,不能混同使用。前者侧重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心态问题的解决,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方面；后者是要从病理学和医学角度解决个人心理健康问题。
记者：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涵是什么？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严格意义上应该理解为“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主要针对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预期管理、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策略的运用等,其核心目的是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解决全社会面临的普遍性、群体性、涌现性的社会心理问题。例如,如何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如， 城乡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接触与融合,如何通过共同梦想、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凝聚民心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针对社会变迁对公众心理的影响进行合理疏导等。
记者：也就是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无论在工作方法上还是在目标任务上都有所不同？
辛自强：是这样的。前面提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面向宏观社会层面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则是面向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包括由政府、社会、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的精神科门诊、心理咨询和治疗、员工心理援助、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知识宣传等, 它以解决个体的心理疾病、促进心理健康为目标。虽然它可以防止个体心理问题引发社会问题,但并不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
实践中，心理健康服务可以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但在理论上两者应明确区分，否则容易造成误解和偏差。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记者：焦虑成为当下国人的普遍状态，所以自媒体“贩卖焦虑”成为一种“时尚”。这是不是一种社会心态？可以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改变吗？
辛自强：个人的焦虑情绪属于心理健康的范畴，但若作为一种群体的普遍心理现象，则是一种社会心态。要缓解这种焦虑心态，需要从根源解决。比如说，如果焦虑的原因是房价过高，那么一方面要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这是根本；另一方面要引导合理的房产观念，如果人们形成了“不求所有，但求可用”的房产观念，则可能缓解这种购房焦虑。
记者：这么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属于综合治理的范畴？
辛自强：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其根基是对社会现实的宏观调整，然后才是心理的改变。此外，我一直倡导“由心而治”，就是尊重人性，按照心理学的规律开展治理，通过“由心而治”实现治理效果的“入脑入心”。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心态，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对策。比如说，人既有利益动机，也有情感动机，面对不公正时，人有可能宁愿牺牲自身利益来寻求公正，这种心理对我们制定政策就很有启发意义。
记者：地方政府在试点中能做些什么呢？
辛自强：虽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社会宏观性、普遍性的问题，但地方政府并不是无可作为。比如，在提高居民幸福感方面，地方发案率降低，司法系统工作效率提高，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就会随之提升。甚至办事窗口服务好一些，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也会提升。
社区治理可以作为具体切入点
记者：您写过多篇文章论述心理学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在文中您提到，社区建设的目标包括：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支持、和谐的邻里关系、浓浓的人情味、健康的社会心态。可以看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有很多相通之处。社区治理是不是可以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切入点？
辛自强：社区、企事业单位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落脚点，社区治理可以作为试点地区具体的切入点。现在很多居民对社区不够关心，社区认同感低。我们发现，通过社区治理，可以促进各阶层居民之间的相互融合，减少因财富差异带来的敌意。
记者：您能讲讲社区治理中应用心理学的具体事例吗？
辛自强：比如我们在社区倡导垃圾分类，没有采用提口号、宣讲等常用手段，而是招募居民，请他们拍摄有关垃圾分类的照片，然后聚在一起交流分享，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通过讨论，有效促进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还促进了居民间的相互融合。现在社区居民“个体化”或“原子化”情况突出，缺少各类兴趣小组、互助小组等，缺少社会网络。鼓励居民组织这类小组活动，加强社会连接，不仅有利于心理健康，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党校可以成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人才培训平台
记者：社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来支持居民开展小组活动呢？
辛自强：需要社区领导有这方面的意识，也需要专业的志愿者，比如社工的干预和指导。意识问题可以通过培训解决，主要指社会心理学、社会治理心理学、公共管理心理学、传播心理学等方面知识体系的培训。为什么要培训这些内容呢？以传播心理学为例，政府要意识到有些“个案”（尤其是负面案例）是易于在新闻媒体中传播的，但个案不代表一类事件发生的普遍程度，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有广泛的调研数据支撑，不能仅依赖个案来作决策，也不能被一些极端个案的报道或所谓舆情裹挟而贸然制定政策。培训可以利用现有的平台，比如党校和行政学院，增加心理学方面的师资，引进心理学硕士、博士参与培训，或引进外部专家开发课程。让公务员队伍掌握社会心理服务理念以及“由心而治”的思想，是快速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通过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会心态培育的战略决策，可谓高瞻远瞩，非常超前。各级政府的相关理念也要随之改变，让社会治理工作更有温度，更有人性，也更有韧性。
记者：您在前面提到社区治理需要社工参与，前期试点地区也普遍反映社会心理服务人才短缺。但据我所知，有一些社工专业的毕业生因待遇问题转而从事其他行业。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辛自强：要改变原来认为社工就是养老助残的观念，增加政府购买专业社工服务的力度，也可以考虑由财政补贴社工基本工资。另外，要支持社工事务所开展一些营利性活动，补充资金缺口，还要创建社工“连锁”品牌。这里的“社工”不是个狭义的概念，包括各类社会工作者，可以是社工专业毕业的人员，也可能是学习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从业人员。例如，在社会心理服务方面，我提倡设立“社会心理服务师”的职业资格，或者至少是专业岗位，通过这种专门化的、细分的社会工作者岗位的设立，可以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和质量。
编辑：王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