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常委：大学是读书的天堂

全国政协常委 朱永新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兼职教授。先后曾任苏州市副市长、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曾被评为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2020年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首届IBBY—iRead爱阅人物奖。

（一）

1978年初，我从苏北的一个小镇，来到了苏州，来到了江苏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苏州大学）读书。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个城市，这个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读的是政史系，100多人的大班级。同学中许多是老三届的，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知识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卓越，我经常暗自感佩。而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循循善诱。两代被耽误的师生，一起用心地在教室耕耘，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听同学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我内心深处经常有强烈的自卑感。于是，开始拼命恶补。先是效仿某个伟人，每天清晨在学校的操场长跑10圈左右，回到宿舍冲个冷水澡。神清气爽，然后去教室自习。后来竟然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尽管成绩平平，但是，耐心与坚韧，从此伴随着我的人生。

中学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的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地学习英语。把薄冰的英语语法书、张道真的教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嫌枯燥，于是找原版书翻译来学习。记得当时翻译了一本《东方故事集》，还兴致勃勃地投稿到出版社。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此不惧怕学习外语，后来到日本学日语，也是如法炮制。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一个高干子弟，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我不敢逃课，但是经常读他借来的书，从福泽渝吉的《文明论》，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从《林肯传》到《光荣与梦想》。后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几乎两三天换一批书，与图书馆的老师们混得很熟，经常多借几本回去。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我不敢说，自己那个时候真正读懂了多少，但是，我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从此养成。

书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记得当时许多同学对作业怨声载道，我却并不介意。我把每次的作业作为挑战，力图写成有一定水准的文章。记得有一次拿着一篇关于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文章，请教吴建国教授。他是我们非常崇敬的老师，是苏联留学回国的哲学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过论文，讲课逻辑严谨、见解深刻。到了他家里，他对文章的结构、内容、文字全面点评，还鼓励了我一番。拿回文章一看，竟然没有片言只语的批注。对老师的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怎样去做学问。

那个时候，有一段为文学疯狂的日子。卢新华的伤痕小说，点燃了许多大学生的文学梦想。不仅中文系的同学热情高涨，我们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如痴如醉。著名作家范小青与我们同在钟楼前的老文科楼学习，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她，只听说中文系有个才女写小说了。文科楼下经常有他们的作品展示，我们班级的荀德麟也经常与中文系的学生唱和。我也开始大量读文学作品，读中外诗词，也悄悄写了不少诗歌。当然，大部分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从此，喜欢读诗，喜欢诗意与激情的生活。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生一点点充盈。慢慢地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向往新的生活，思考未来的天空。

（二）

这个时候，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人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打造。一下子几百名同学报名。我有机会过关斩将，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我也开始从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学员的“准教师”。

1980年9月，我有幸来到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班学习。这是“文革”以后心理学科首次在该校重新开课，学校派出了最强阵容的师资队伍。其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恩师燕国材先生。燕先生博学多才，在课堂上他倡导“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治学方法，激起了我们的创造冲动；他反对“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主张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遗产，并身体力行，出版了《先秦心理学思想研究》等一批专著，引发了我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激情。

可以说，我是在燕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走上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道路的。

从1982年起，我先后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写工作，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工作之后先后在国内外的权威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心理学历史的研究论文，并且出版了《心灵的轨迹——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心理学人物辞典》《刑罚与教化——中国犯罪心理学思想史论》等著作。

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同学之间的交流、砥砺也给我很大帮助。来自扬州的袁振国就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同学。记得当时他的一篇关于灵感研究的论文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报上发表。我不太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于是，有了我们频繁的讨论和“争吵”，也有了我的商榷文章。而我们的友谊，也就在这讨论和“争吵”中萌芽与成长。

那时，我们一起疯狂地读书、疯狂地写作。我们以两个人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和《南京日报》等报刊开设了专栏，我们在《心理学探新》《苏州大学学报》等刊物联合发表论文，我们的第一本书《心理世界窥探》也由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当时我们还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为了能够赶上袁振国这位中文系的才子，我也只好在遣词造句上下功夫，精雕细琢，用心打磨。通过一系列“小文章”的撰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很多朋友说喜欢我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训练。

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大学工作后，我们的合作仍然在继续。一方面继续写心理学普及文章，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拓荒。我们一起撰写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政治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交往的艺术》《男女差异心理学》等等，大部分是国内的首创之作。

后来，袁振国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我考取了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再后来，袁振国到教育部工作，我也于2007年来到民进中央工作。虽然现在我们很少像过去一样合作研究新的课题，合作撰写文章，但是一直彼此关注彼此砥砺。

对于我们这代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大学生来说，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而在大学形成的阅读、思考、写作习惯，也让我们受益终身。

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他希望青少年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确确实实，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我们年轻的大学生，能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珍惜大学的读书生活，向老师学，向同学学，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一个终身的阅读者、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