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校准人生的坐标——从我的早期阅读谈起 

主讲人简介：

高洪波，著名作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大象法官》《鹅鹅鹅》《吃石头的鳄鱼》《喊泉的秘密》《我喜欢你，狐狸》等20余部儿童诗集，《波斯猫》《醉界》《人生趣谈》等30余部散文随笔集，《鸟石的秘密》《渔灯》《遇见不不兔》等20余部幼儿童话，《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说给繆斯的情话》等4部评论集以及诗集《心帆》《诗歌的荣光》《诗雨江南》等。2009年出版《高洪波文集》（8卷本）。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庄重文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项，被评为中国少儿出版社“金作家”。

编者的话：

在我们研究阅读文化、不断推动全民阅读的今天，儿童的早期阅读也尤为重要，它关系到少年儿童茁壮成长过程中，塑造美好心灵、养成高尚品质等重要问题。高洪波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过多部儿童诗集、散文集、评论集，还曾获多项儿童文学大奖。他对儿童阅读有着怎样的体会？他的阅读和写作又是怎么开始的？本期讲坛邀请高洪波先生谈谈儿童的早期阅读。此次讲坛是高洪波先生近期在由中国版权协会、国家版权创新基地主办的“远集坊”文化交流平台上的演讲，现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懵懂新知　中学时代的被动阅读　

阅读改变人生，知识决定命运，这也是我一直在讲的一个话题。

几年前，有这样一个报道，据统计，中国人年均读书是0.7本，韩国人均读书是7本，日本人均读书是40本，俄罗斯的人均读书是55本。显然，对于一个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人年均读书量是很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便有意识地提倡阅读，一直到现在把倡导全民阅读作为党和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当前国民的阅读现状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学历水平、阅读水平相对低下，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早期阅读，从孩子抓起，逐渐提升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这是未来民族振兴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前提。

儿童时代和少年时期，即6岁到15岁左右，差不多10年的时间，从学前班到初中，这是我界定的早期阅读年龄阶段。因为高中之后，孩子的阅读就会更自主，选择性也就更强。这是人生特殊的前10年，因为它不论从生理还是心理都在发生变化，这一阶段的阅读可以说对人一生的影响也都是巨大的。

外界对我的介绍有很多身份，但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儿童文学作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我女儿出生后，又开始写儿童诗、儿童文学理论，虽然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中间离开过三五年，但最后又回归到儿童文学。所以，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之所以说它重要，或许是因为天性使然，其实每一个人对孩子都会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和喜爱，我也不例外；或者有人认为我这人永远不成熟，性格大大咧咧，这也是人之天性。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说：儿童文学作家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儿童文学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后来，我进入《文艺报》，负责儿童文学、诗歌、少数民族以及民间文学4个门类的工作，这期间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阅读，参加了很多相关活动，结交了很多文学界朋友。再之后，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儿童文学和诗歌上，因为不管是诗歌还是儿童文学，我都有所涉猎、有所写作，再加上接触了这些领域的作家，我发现我很喜欢，这也说明我内心对儿童文学有一种生就的可能。

于是，早期阅读之于我，其实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学时代被迫与被动的阅读。

1964年，我父亲因为工作调动，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调到了贵州毕节。毕节，红军长征曾走过的地方，当时条件甚是艰苦。前年去扶贫讲课，还到毕节，5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毕节已跟当年判若两样。

到了毕节，已是寒冬。北方的12月大雪纷飞，而毕节像是春天，青山绿水映入眼前。那时候的我刚满13岁，面对这样的景色，自然无比开心。但是，喜悦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打击，让我的心情“跌入谷底”。

那是刚转入毕节一中没多久，我得了脑膜炎，整天头疼，因此不得不休学在家。这一休学，就是半年的时光。如今想来，也正是这半年的休学时光，让我与阅读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半年的休学时间里，我的家又从毕节搬到了黔西。当时的黔西，条件也艰苦，吃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在黔西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好在当时县里有图书馆，有书可读。于是，我母亲就给我办了一张借书证。书，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且大量地“闯”进了我的生活。当时的阅读量很大，阅读速度也很快，图书馆里有的、自己喜欢的，一本一本借、一本一本看。我还记得我最早看成吉思汗题材的书，是从这里借来的，作者是一位前苏联作家；后来也读了很多国内作家写成吉思汗，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在黔西县图书馆借来的那本。

那时候，我平均每两三天去换一本书，黔西县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因为常去借书、换书，就跟他有了几分熟络。有一次我又去换书，他就拉着我问：“这书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那你给我讲讲这书写的是啥？”因为当时看的大多是小说，对诗歌还没有十分的兴趣，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本书是陈残云写的一部广东农村题材的长篇，书名是《香飘四季》。接着我就跟他讲了那本书的内容。他就说：“看来你这孩子是真的看了。”自此，不管我借什么书他也就不会再拦我了……

半年以后我又重新上学。因为父亲工作调动的原因，我也辗转了好几所中学。1966年6月父亲调到北京，后遇文化大革命，学校待不下去了，书也不读了……后来，很多人或上山下乡，或参军，跟书好像越离越远了。

所以，正是在贵州那半年休学的时光，那些阅读给我的人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它似一顿丰盛的大餐，为我以后的人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拥有的是一次被迫与被动的阅读，但这种阅读近似于一种放肆的欢乐的阅读，感觉自己一下子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唤醒诗心　十年军旅生涯的阅读　

第二阶段，是10年军旅生涯的阅读期。

1969年，我从北京十五中学应征入伍。我所在的部队是陆军40师炮兵团，位于云南；它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我也像一颗文学的种子，一下子进入了部队的大熔炉，接受熏陶，参加历练。

我是以北京兵的身份进入部队的。当时，进入这支部队的有一批北京兵，一个团里分了两个，其他大部分北京兵都留在了军里或师里。云南部队里的战士大多以云、贵、川等省份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年轻小伙为主，普通话说得不好，北京兵的普通话就相对好一些。所以在部队，我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广播员、放映员和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是我的兼职，因为管理图书，这便成了我10年军旅生涯的另外一个阅读时期。

因为我所在的部队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出过许多著名的军旅作家。团里图书馆的名著也就特别多。我去的时候，馆里有一个大房间，房间里的书柜反着朝外，走进去发现，书柜里面的书架上全是书，各种各样的名著。这和我13岁休学半年从县里图书馆一本本借来的感觉自然是不一样的。我开始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时光，一得空我就待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这一时期的阅读，增加了我的文学修养，也开始有了自主选择的意识和写作的欲望。也是这时候，我开始阅读诗集、古文等。我记得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讲到一本诗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在陕北农村插队时，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人家只给了三天时间，三天一过，人家又把书取了回去。我跟习总书记当时借书、看书的感受是一样的，《浮士德》这样一本长达12111行的诗集，充满了哲理，3天的时间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古文，很多也是看不懂的，但还是坚持看。当然，当时还是以小说为主，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没想到团里图书馆竟然有，于是就拿来看……这一时期虽然有看书的自由，但也只能静悄悄地看，不能相互传阅，我将这种方式称为“地下阅读”和“秘密阅读”。

10年军旅生活是我人生中一次特殊的经历，那时候书给我的精神营养和补充是极其难得的，因为这一时期接触的书籍都极其珍贵。比如，我后来对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便找诗集来阅读，贺敬之的很多诗我都能倒背如流。再如，张志民的《西行剪影》，我把整本书都抄写了下来。对军旅诗人李瑛最有感情，一是因为，当时他的诗在新华书店可以买到，比如《北疆红似火》《红花满山》等等，是我们这批有志于想当诗人的青年军人的学习榜样；二是因为，上鲁迅文学院后，他是我诗歌创作的导师之一。

因为有这段阅读的日子，有军队生活的体验，在18岁那年，我写了第一首诗，叫《号兵之歌》。在炮兵团，我有一项任务是给整个团的指战员们放起床号，接着是吃饭号、操练号，晚上有熄灯号。就是相当于一个广播员，到哪个时间点就放什么样的号谱。我的第一首诗叫《号兵之歌》，就是因为我每天早晨6点要放起床号，5点50分我要起床把机器烧热，6点准时播放，一直到晚上10点放熄灯号。这就是《号兵之歌》诞生的背景。那时候，觉得做个诗人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便开始写诗。

当然，18岁开始写诗，最初的尝试来自于对报刊作品的模仿。我常说，人在青春时代，如果没有诗，会苍白和荒凉，因为18岁时，每个人都是诗人，怀揣美好与梦想、懵懂与激情，但到了80岁时还在写诗的，才是真正的诗人。这是诗歌与人生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对一本诗集印象深刻，就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诗集中有一首诗，是帅开甲牺牲之前写下的，只有两句：“记取漳江门外血，他年化作杜鹃红。”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年轻的革命烈士，临别之际没有嘱托、没有悲天悯人，只留下两句诗为自己一生的革命事业作结语，何其悲壮！又何其伟大！《革命烈士诗抄》收录的还有，著名诗人斐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翻译者是殷夫，即“左联五烈士”之一——白莽，我国现代著名诗人。

这本诗集收录的诗歌，很多都是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写下的，并付诸于他们的信仰和行动，与一般的抒情诗集自是不同，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对诗歌、对生命、对生命价值都有了新的看法。

还有一本诗集，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现代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它被称为“诗体小说”，是像小说一样的长诗，思想厚重，故事性强，韵脚整齐，适合阅读。与他风格迥异的是作家张志民，他受前苏联作家伊萨可夫斯基的影响，他的《西行剪影》风格轻快明朗。正是这批书的阅读，让我开始走上创作诗歌的道路，开始成为一个诗人。　

领略墨趣　主动或功利性阅读　

校准人生坐标，从早期阅读到开始写诗，再到从部队转业，一切都顺理成章。正因为我写诗，当拿着我在部队发表的一些诗歌剪报时，中国作家协会接受了我，开启了我的第三阶段阅读。

我被分到了由中国作协主管主办的文艺报社。因为有写诗的经历，《文艺报》给我的第一项工作便是负责《文艺报》的诗歌评论版块。于是，我开始参加中国作协系统所有关于诗歌类的活动，尤其是诗刊的评奖、座谈会等，写报道、约稿，找优秀的作者写诗歌评论，如刘再复、张同吾、晓雪、公刘等，他们还亲自把评论文章送到报社，耐心地等待文章的发表。

记得有一次，参加1979年的南宁诗会，作为一位年轻的记者走进广西南宁参加诗会，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然而，在山村举办的诗会上，诗人公刘在朗诵时突发脑溢血送进了医院。当时，诗会领导决定让我这个年轻的记者留下来陪护他，我答应了。于是，我就赶紧给报社领导发了电报，说明了滞留南宁的原因。在我每天陪护公刘的日子里，听他讲故事、讲诗歌、讲创作，收获丰富，不仅收获了知识，增长了见识，还收获的忘年友情，之后，我还写了“护理公刘日记”。那是一段与诗歌有关的日子，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

因为工作需要，这一时期的阅读，我称之为主动阅读或功利性阅读。这种主动和功利性，在于主动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以适应工作需求。于是，阅读量就增加了。报社前辈给我开了书单，包括方方面面，连之前很少阅读的理论专著都要读，以增加理论素养；当然，还有中外诗论，以对诗歌评论有所鉴别……当时单位领导对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一二九制度”——每个编辑记者在一年中，一个月读书，两个月出差、外地走访、写报道，九个月正常工作。为的是让每个编辑记者都有足够的时间补充自己，更好地为工作服务。有了明确目标的阅读，与快乐、轻松阅读的感觉自然就不一样了……

因此，从我的读书经历来看，单纯地说阅读，正是因为有了早期阅读的基础，才有可能在青年时期有兴趣地去读，哪怕是“地下阅读”，然后才有可能拥有一个成为主动或功利性阅读的平台，这样才会拥有一个快乐的阅读人生。

读书，可以领略书中的智慧，可以感受作家的心路历程，还可以有机会与作家近距离接触。在我的印象中，生活中的作家和作品中的作家也有很大差别。比如，著名白族诗人、评论家晓雪，1956年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他，写了一篇诗论《生活的牧歌》而闻名一时。我在《文艺报》负责诗歌评论的时候，邀请他再写诗论，之后彼此成了好朋友。阅读完他们的作品后，再接触作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2002年，我和著名作家徐光耀一起到宁夏出差，听他讲《小兵张嘎》的故事是如何写出来的：他13岁参加八路军，参加过100多次战役。战争结束后，他开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还成为作家丁玲的学生，是丁玲比较喜欢的一个学生，后被打成了右派，因此非常苦闷，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他的小女儿去看他，也只能趴在门缝中往里窥，他当时很生气，门一推，孩子一下就摔倒了，大哭，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即使心中有气，也不能往孩子身上撒。另外，他告诉自己：我得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写战友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小兵张嘎》。因为我写了《小兵张嘎》的评论，他便跟我说：“洪波，你是第一个写《小兵张嘎》评论的人，是‘嘎子’救了我的命。”是的，在那样的背景下，《小兵张嘎》所创造的主人公挽救了作者本人的精神生命。其实，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以及出版家，都会或多或少面临过这种精神困境的状态，这是共同的精神现象，不仅仅限于阅读。

后来，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写散文，写的第一篇散文是《书缘》，讲的是与书特殊的缘分。那时候自己虽然连书柜都没有，但与书结缘、与阅读相遇，就是一种缘分。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缘便是书缘；作为国家版权系统，也离不开书缘。

我的老朋友、著名教育家、全民阅读推动者、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世界上有三种风景，一种是自然风景，要领略自然风光就需要“行万里路”；另一种是社会风景，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看人间百态，阅人无数；还有一种是精神风景，是用智慧的文字构造起来的，要享受精神风景就需要“读万卷书”。我非常认同。有了书，才有了阅读；有了作家，才有了书；有了阅读，才有可能有作家。同样，有了早期阅读，有了对书的渴望，喜欢在精神的风景地去采集、留恋，甚至去记录，才有可能成为精神风景的拥有者，甚至可以制造精神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