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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绍林:
京津冀协同发展立法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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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法制网发布时间:2018-02-13 14:15:47

□ 法制网记者  蒲晓磊

截至2017年底,北京、河北、天津三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修改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关系密切的地方性法规共15部。

这是自2015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立法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天津市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绍林近日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近些年,京津冀人大高度重视协同立法工作,共同研究建立立法工作协同制度框架,包括立法工作联席会、重点立法项目紧密协作、立法工作机构工作协同等,立法工作协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加强京津冀人大立法工作的协同,建立健全协同立法工作机制,事关协同发展的法规规定尽可能协调一致,是立法引领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高绍林说。

制定修改15部法规体现区域协同

三年多来,京津冀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有关促进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立法项目作为重点,在相关地方性法规中以专章或者专条专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容作出规定。

截至2017年底,三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修改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关系密切的地方性法规共有15部。

这15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或修改,都体现出区域协同立法的要求。

例如,针对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京津冀三地在立法中都有相关规定:

2016年河北省制定《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专设“重点区域联合防治”一章,对定期协商大气污染防治重大事项,开展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开展联合执法、环评会商,大气污染防治科研合作和制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2016年天津市制定《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专章规定“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对水污染防治上下游联动协作机制和统一协同的流域水环境管理机制、交界地区加强跨界水质断面监测、跨行政区域水污染事故应急联动和会商机制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2017年北京市修改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对五环以内地区由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改为禁止燃放。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三省市人大主动作为,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和各自的功能定位,优先推动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规,在相应的法规中设专门章节或专门条款对协同发展的内容进行规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高绍林说。

加强京津冀人大立法工作协同

2015年至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立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进一步证明,作为推动实现京津冀三省市人大协同立法的重要途径,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协同。

高绍林认为,这种立法工作协同,应当在规划计划、项目起草、工作推进、成果共享等多个环节都有所体现。

例如,京津冀三省市人大制定立法规划计划,要充分考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注意相互吸收彼此意见,最大限度地发挥京津冀在立法资源和制度规范方面的协同推进优势。

同时,在起草和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对协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立法项目,可以采取联合起草、分别审议、协同推进方式。对有些协同立法项目,可以三方商定法规中的协同条款,在分别立法时,保持协同条款的一致。对协同立法项目涉及的难点、重点、焦点问题,可以进行联合攻关。多数协同立法项目,还是采取一方牵头起草,其他两省市配合方式比较现实。”高绍林说。

“对三省市年度立法计划中相同主题的立法项目,一方如果先行启动,要及时向其他两省市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和立法研究成果,并就有关问题征求意见和建议。对在本省市区域内施行而又需要其他省市予以配合对接的立法项目,要主动向其他省市提出需要协调配合的意见建议。”高绍林建议,加强立法工作协同推进。

“三省市人大法制工作机构已建立立法成果和立法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实时共享的微信平台,通过共享平台及时分享各自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交流各自的立法工作情况,交流各省市重要的立法信息,讨论研究地方立法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相互提出有关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高绍林强调,加强立法成果共享,同样重要。

高绍林认为,京津冀人大常委会要优先推动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法规的立法活动。“一方面,将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立法项目作为立法计划的重点,集中优势力量加快推进立法进程。另一方面,立足本地实际,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立法需求进行系统研究,积极推动各自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高绍林说。

他认为,本地在拟定立法项目和推进立法工作时,要听取和考虑其他两地的意见,使本地立法既要符合本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又要相互借鉴立法成果,在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条款上尽可能协调一致。

可围绕重点领域制定相关法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干。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关系到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需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基础性保障作用。

高绍林注意到,“在国家相关法律中规范区域协作”的做法,已在现行法律中有所体现。

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章专章规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第二十八条:“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水行政等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环境保护联合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对区域协作方面的规定。”高绍林说。

在高绍林看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必要针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行专门立法,特别对涉及国家专属立法权限内的事项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来引领与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可以考虑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法,将规划纲要中有关京津冀区域整体功能定位、三省市功能定位、区域空间格局的目标等主要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高绍林建议,还可以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领域制定相关法律。为引领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有必要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领域,制定相关法律。

“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京津冀区域暂时调整适用有关行政审批、财政税收、治安管理、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法律,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留足制度改革的空间。”高绍林说。

(责任编辑:莫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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