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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杀女案发地派出所披露嫌疑人性格偏执

推进强制医疗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2019-07-03 17:20:27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作者: -标准+

□ 法制网记者 姜东良 孙安清

高温酷暑,四下无风。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翟家村杨爱静家却紧锁大门和窗户。

“发生生父杀女命案后,杨爱静一家人就再没回来过。”6月29日上午,山东省阳信县公安局金阳派出所一名民警对前来采访的《法制日报》记者说。

这起命案发生在6月7日。性格偏执、家人1个半月内多次报警、女儿逼父亲下跪……一系列令人嘘唏的细节交织在一起,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目前,杨爱静已被阳信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记者针对此案采访了当地派出所和部分专家,试图去伪存真,探求心理疏导机制、社会教育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生父杀女引爆舆情 源自家庭紧张关系

阳信县公安局金阳派出所所长王书成对记者介绍了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

6月7日上午11时许,阳信县公安局接指挥中心电话转警称:辖区金阳街道翟家村一位女士报警称,她丈夫杨爱静可能打孩子了。金阳派出所值班民警张惠波通过电话立即联系到报警人李若兰(化名),李若兰称女儿杨丽丽(化名)带着弟弟杨壮壮(化名)从银高村(李若兰的娘家)到翟家村家中拿书,担心杨爱静打姐弟俩,想让派出所出警看看。

民警于11时15分许到达翟家村杨爱静家,看到杨爱静家的铝合金门锁着,窗子关着。出警人员在外敲门并呼喊约5分钟,没有得到回应,随后拨打杨爱静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屋内也没有听到电话铃声。李若兰未要求民警破门而入查看情况,民警随后返回派出所。

同日14时许,李若兰再次拨打派出所值班电话,想让民警陪她回家看看情况。民警与李若兰抵达杨爱静家后,发现铝合金门仍然锁着。李若兰拿砖将门玻璃打破,民警与她进屋查看情况,客厅内无任何翻动痕迹,在客厅西边的房间内发现侧躺着的杨丽丽,身体周边有大量血迹,无应答。

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称,杨丽丽已无生命特征。3小时后,民警在庆云县内抓获喝农药欲自杀的杨爱静。

王书成告诉记者:“杨爱静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后,已被阳信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公安机关正在搜集证据,继续侦办。据我所知,警方尚未对杨爱静做精神病鉴定。”

据王书成介绍,从出警和调查了解得知,杨爱静一家人都很偏执。杨爱静一家四口人,除了妻子李若兰,还有正上初中三年级的女儿杨丽丽及8岁的儿子杨壮壮。杨爱静与李若兰婚后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离婚又复婚。女儿挑唆夫妻二人离婚,但杨爱静一直不同意离婚。李若兰上交离婚状却迟迟不缴纳诉讼费。命案估计与此有关。

金阳派出所有关人员告诉记者,据杨爱静邻居反映,杨爱静做外墙保温工作,日子在村里还算殷实,但他性格孤僻,村里人大多数不愿与其打交道,就连亲兄弟都不大与他来往。受夫妇俩影响,死者杨丽丽和弟弟的性格也很孤僻。

翟家村村主任窦立明告诉记者,杨爱静和李若兰都很倔强强势,不会轻易服软,妻子把控家中经济大权,夫妇两人经常为点小事吵起来,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女儿杨丽丽也非常倔强、偏执,经常骂她爸爸。“但感觉杨爱静很爱他的女儿,经常在外边夸奖女儿学习不错。”

据金阳派出所指导员李汝连介绍,杨爱静一家四口及岳母都报过警,一个半月内报了5次警。一次是夫妻吵嘴,一次是岳母担心女婿动手寻求派出所提前保护,一次是儿子杨壮壮报警称父母都不要他了,这4次报警都没有动手打人现象。“感觉他家矛盾的确很深。”李汝连对记者说。

性格偏执杀人存疑 心理疏导机制待建

性格偏执与杀人究竟有没有联系?这是舆论关注的一个主要焦点。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决策咨询研究中心教授钱一舟对此解释称,不能简单理解“偏执”两个字。生活层面的偏执,常常是性格方面某项特质表现,其表现在对某些事件判断或行为的错误坚持和执著不变。一般来说,人处在理智状态,不会有重大的丧失理智行为。而精神疾病层面的偏执,则是一种重大的心理疾症表现,人往往处在非理智状态,无法自控。对于这种心理问题造成的非理智行为,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才能判断确认。

“如果能确认案中的父亲杀人是心理疾病问题导致,是可以通过司法鉴定免责的。而如果是生活层面的偏执,则必须找到其中内在的具体杀人动机,不能简单归因和免责。”钱一舟说。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阜民尤其关注行为人个性偏执以及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建设问题。据于阜民介绍,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实行强制医疗的程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刑法第18条有关精神病人犯下罪行得以免责、从轻处罚,但缺乏社会防范措施的法律制度缺憾。不过,强制医疗制度在适用对象认定、执行主体的职责、程序制度、法律监督等诸多细节方面尚待更明确的界定和完善。

“我国还没有一个关于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专门行政法规(条例)。如果行为人确属精神病人,依法采取了强制医疗措施,阳信案件中父亲杀死女儿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推进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建设与完善事宜不能再拖延了。”于阜民说。

钱一舟认为,从性格缺陷到心理疾病,其实有一段较长的发生时间和环境契机。如果能得到有效的矫正和治疗,是可以不激化心理疾病的。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良好的心理扶持和救护体系机制。但在我国,这一体系建设尚未健全,也没有心理疏导的法律法规和一套强制性的政府指导做法。社会舆论对心理常识和心理疾症知识处在初级扫盲阶段,许多人不能正确对待心理疾病患者,避让、疏离和歧视是常态。患者不敢找医生,心理医生也无处寻找,这容易造成心理问题上升激化。“呼唤国内心理疏导机制尽快建立完善。如果发现涉案家庭矛盾很深、有可能激化的时候,街道、村庄以及学校对其家庭成员提前进行专业、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干预,也许就不是现在的结果。”钱一舟说。

女儿逼迫父亲下跪 反映伦理教育缺失

在阳信采访时,记者查看了当地派出所出具的一则今年4月26日发生在杨爱静家的出警视频:杨爱静摔了杨丽丽的手机,杨丽丽面对民警,当场逼迫父亲给她下跪,而杨爱静真的跪下了,当时李若兰也在场。

钱一舟分析称,逼父亲下跪,应当不是父亲刀杀亲生女儿的动机,内中问题是司法系统需要回答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女儿杨丽丽处于青春期,有叛逆倾向,但逼父亲下跪不合社会伦常。“这反映出当下有效社会伦理教育的缺失,需要我们在呼唤健全社会心理救助机制外,还要呼唤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承的社会教育体系回归。”他建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需要整理中国家庭教育中的优秀基因,同时对西方文化进行选择性吸收,建立现代家庭的和谐人伦关系,以及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家庭道德体系。

而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则认为,如果家人勤反映,村官勤插手;如果村里的法律顾问或村级调委会能与杨爱静全家,特别是杨爱静,及时沟通,让其知晓冲动、家暴的后果;如果李若兰能够坚定离婚的决心,让杨丽丽向法院递交“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在宋敏看来,现在社会很多人存在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情况,调解理应在法律刚性基础上融入道德柔情,应建立充满人文关怀的立体多元有效调解体系。

编辑:赵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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