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杀死”了崔雪莉

     王晓玲

韩国女艺人崔雪莉自杀的消息在韩国内外都引发极大关注。过去几天，韩国有众多民众给青瓦台留言，希望完善针对网络诽谤的相关法律，国会议员也站出来要推动“雪莉法”出台。

网络暴力被普遍认为是杀死崔雪莉的直接凶手。近年来，死于网络暴力的韩国人不少，有韩国媒体说达数千人。早在2008年，被称作“国民情人”的影视女星崔真实就因网络暴力等原因自杀。当时韩国保守党就曾提出制定以网络实名制为核心的“崔真实法”。反对者认为这会损害全社会的言论自由，网络实名制法案因此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在信息通讯网法中添加了“网络造谣罪”。与此同时，韩国社会兴起净化网络空间的“善帖”运动。

网络化身杀手固然是雪莉之死的一大原因，但事实显然远不止如此简单。“善帖”运动已推动11年，为何网络暴力“杀人”事件仍在频繁发生？更深层次的病因，离不开韩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以来，韩国经济停止高增长，年轻人就业越来越难。韩国人戏称进入了“就业冰河期”，把获取高质量的稳定就业岗位叫作“骆驼穿针眼”。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烈的学业竞争。韩国社会的学历不断“通胀”，韩国成为校外教育支出最多的国家之一。孩子们从小学阶段起就辗转于各种补习班，准备考入国内名牌大学，再到海外名校留学。就业市场上，精通多门外语、手捧多国毕业证的高学历者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韩国的社会阶层固化，“勺子论”让年轻人丧失斗志。这种希望渺茫的竞争使不少韩国年轻人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韩国多年来都是经合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年轻人自嘲说他们放弃了购房、恋爱、结婚、生子、社交甚至希望，是“放弃世代”。韩国年轻人普遍接受了良好教育，举止彬彬有礼，思想也不狭隘，但他们内心的疲惫和压抑恐怕是韩国网络空间戾气不散的根本原因。

在年轻人中，女性的处境又更加艰难。自韩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以来，“男尊女卑”的意识虽然遭到批判和颠覆，但并未被有效清除。如今，在酒桌上，女性饮酒仍要侧身。在祭祀等场合，女人仍然只能在厨房忙碌，没有向祖先磕头的资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虽然更多女性与丈夫一同承担起养家任务，但育儿和家务仍被认为主要是妻子的责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职场，女性的晋升困难重重，往往要比男性取得更大的成绩才会被认可。进入21世纪，韩国女性的高学历比例迅速攀升，女性就业率也有所上升，韩国出现越来越多女企业家、女国会议员甚至出现了女总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社会正在走向男女平等。但与此同时，一些男性也意识到原本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被女性挤压，一些在校青少年甚至对于学业成就优于自己的女生怀有怨恨心理，韩国的网络空间里也弥漫了仇视女性现象。

在就业艰难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里存在着上司辱骂下属的现象，其中女性还很容易受到带有性歧视的攻击。在娱乐产业里，女性处境就更艰难，通过前不久的“张紫妍”事件可见一斑。

崔雪莉自杀，又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被互联网空间里的黑影吞噬。韩国人想通过立法来补救和改善，但这个黑影并不只是网络空间的问题，它是韩国社会心态的投影，是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综合产物。(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社会文化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