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2023年1月13日，第十七期E法数字音乐论坛暨新版权时代的数字音乐研讨会召开，《财经》商业治理研究院与财经E法共同发布了《2021——2022年度数字音乐规则报告》（下称《报告》）。
据悉，该《报告》是商业治理研究院与财经E法发布的第二份数字音乐报告。此前在2021年9月，曾发布《新规则浮现——数字音乐规则报告（2020－2021）》。
目前，互联网音乐用户规模不断增大，但国内对于音乐付费的比例却很低，数字音乐产业随着政策的调整不断发生变化，如何通过新版权时代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商业体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保证音乐人的创作热情是未来市场和从业人员面临的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文聪认为，中国数字音乐产业朝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法律制度，也取决于特定的产业政策。音乐要想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不能靠垄断，而是要靠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同时提供更优质的、个性化的服务来吸引消费者。
新版权时代平台竞争转向服务式体验竞争
2021年7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案作出处罚决定：处以 50 万元罚款，同时责令腾讯音乐 30天内解除独家音乐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的版权费用支付方式，恢复正常市场竞争状态。
这意味着独家版权模式或成为历史。基于市场环境分析，《报告》将腾讯音乐解除“独家音乐版权＋转授权”后的时期定义为“新版权时代”。
《报告》认为，头部在线音乐平台正通过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用精细化运营方式留住用户。数字音乐平台的竞争逻辑已经由以版权为核心的竞争，逐步转向以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表示，数字音乐市场的竞争，体现为不同要素的竞争，例如算法竞争、用户体验竞争，也包括各家平台在独家版权获取能力上的竞争，不同企业分别构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护城河。
刘晓春认为，要求特定经营者解除独家版权，是出于对于版权市场集中度过高、从而可能导致影响竞争的考虑，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取消了特定经营者通过独家版权来构建竞争优势的能力，这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即“出于防止市场过度集中的竞争秩序考虑”，和“知识产权通过独家版权交易体现出来的激励创新考虑”之间的平衡。
不过，《报告》提到，取消独家版权之后，行业长期存在的大量问题并未消失，很多版权方和中小音乐人感受并不是如预期那样好。由于失去了独家版权的保底费用，这些群体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宣发资源，甚至流量下降，维权成本也提高了，平台也丧失了权利人版权维权的合法资质，它的维权难度在增加，维权动力也在降低，盗版隐患也重现了。
同时，《报告》指出兼具强传播力度和制造流行能力的短视频平台正挑战在线音乐平台，可能重塑中国在线音乐生态。这些问题让行业陷入了新一轮的思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模式进行反思。
短视频平台冲击数字音乐市场
《报告》认为，虽然消费者对同样内容的平台选择在增多，但取消独家音乐版权之后，短视频平台迎来发展良机，但其经营模式挤压了优质唱片公司的生存空间，并对现有数字音乐版权保护模式和部分原创音乐人造成冲击。
财经E法记者樊瑞认为，目前短视频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打歌功能由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承担，在短视频发展早期很多歌手自发使用短视频推广自己的作品。同时，抛开版权因素，音乐人在抖音、快手的短视频平台会有很多种赚钱方式，比如音乐人可以利用流量在上面打广告，还可以直播，粉丝可以在直播中打赏，通过直播打赏获得更高的收益。
刘晓春认为，这可能体现了不同商业模式的不同特点。在使用数字音乐版权时，很多典型场景可能不需要获取独家版权。例如，在主播翻唱或短视频配乐的场景下，使用者寻求的并不是对外销售歌曲而是可以使用。
不过，《报告》指出，目前，付费率低迷的长期问题依然存在，短视频平台中数字音乐的侵权问题十分突出。
樊瑞认为，平台责任是争议的焦点，短视频热歌制作成本非常低、制作周期非常短，做垂直下沉的版权公司主要盈利模式是通过推广获得大流量来结算版权费用。而在制作短视频背景音、翻唱等，有些事平台提供的，有些是用户自己上传的，所以侵权问题十分突出。
数字音乐市场应保障音乐人收入
对于数字音乐产业长期存在的付费率低、中国音乐人收入分成较低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报告》指出，一刀切买断版权或继续成为国内腰尾部创作者的主要获利方式。作为腰尾部创作者在唱片公司没有多大话语权，一刀切买断版权成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方式。买断后有大平台进行背靠，另一方面付费率比较低，不确信自己的歌后续会不会火，越来越多的音乐人被迫接受一刀切版权。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青年作曲家巩子晗以“音乐专业的投入与产出”为题，解读了专业音乐作品出炉背后的高额成本与低收益的矛盾。他透露说，2021——2022年度，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自己及周围音乐人的收入下降幅度较大。
据巩子晗介绍，音乐行业可以分为专业音乐从业人员和大众音乐从业人员。大众音乐从业人员很多时候只写了一条简单的旋律，其余大量的专业音乐编配与录音工作，需要由专业音乐从业人员完成。
从成本角度，巩子晗首先以中央音乐学院五年本科课程为例介绍，专业的作曲家、演奏家和其他音乐从业人员需要经历近二十年严格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成为一个优质的音乐从业者。其次，一部音乐作品要经历创作、制作、修改、录音、混音之后，才能形成成品，且每个步骤均成本不菲。
巩子晗认为，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音乐生产方法，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的专业知识技能，对于音乐产品投入成本的认知也并不清晰，无形中挤压了音乐制作成本，如录音成本、制作成本等，这将直接影响音乐产品的质量。而压缩了从业人员收入，也进一步削弱了专业音乐从业人员的创作动力，不利于音乐产业长期向好发展。“各个利益相关方应该分配更多资源给专业音乐从业人员。”巩子晗建议。（邢国涵）
编辑：哈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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