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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舆观察】我国商事调解体制机制建设如何破局?

2024-06-03 11:20:00 来源:法治网舆情中心 -标准+

商事调解作为一项新兴的纠纷解决方式,其在高效化解商事纠纷、优化营商环境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商事调解制度建设,商事调解组织数量日益增多,商事调解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但同时,我国商事调解仍处于起步阶段,商事调解的法律规范有待明晰,商事调解的国际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针对商事调解本土化发展和国际化衔接的需要,专家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商事调解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加强商事调解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完善商事调解工作实践,推动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调解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商事调解发展较为迅速,但在制度建设和具体实践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不足。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商事调解发展的政策文件,部分地区积极探索商事调解立法,为推进我国商事调解国家立法提供了有益探索。国内商事调解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数量呈现加快增长趋势,商事调解案件数量也大幅增加。商事调解员的队伍不断壮大,调解员专业类型覆盖法律、经济贸易、知识产权、海事海商等多个领域。但同时,我国商业调解法治化、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程度仍有待提升,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惠岭、湖南警察学院院长廖永安等人指出,商事调解基本上附属于商事诉讼、商事仲裁制度,缺乏商事调解专门立法,导致商事调解发展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商事调解在程序规范、案源拓展、服务收费等方面面临一定困难。同时,由于我国商事调解处于起步阶段,商事调解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不充足,商事调解市场化发展路径不清晰。商事调解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商事调解专业技巧和职业准则有待普及。此外,受观念、制度、机制等条件限制,我国商事调解未能在国际上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相关操作规程转化为国际标准也较为有限。

专家建议,通过推进立法、创新机制、对标国际规则等举措,推动完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

一是加快推进商事调解立法。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赵毅宇等人建议,我国可探索统一型商事调解立法模式,即以联合国《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为蓝本,在总结和梳理我国商事调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律法规。在立法中明确界定“商事调解”概念,对商事调解组织的性质类型、成立条件、收费规则、调解员的选任与管理等组织规范,以及商事调解的普通程序、衔接程序、涉外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等程序规范作出规定。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商事调解的利用率会呈现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因此,商事调解法应对非营利性商事调解组织和营利性商事调解组织的公益性与市场性进行明确规范,鼓励营利性组织依靠市场机制形成均衡价格,明晰市场化发展路径。此外,由于涉外因素的存在,涉外商事调解的部分规范与国内商事调解规范存在区别,商事调解法可设置“涉外商事调解程序”专章,实行国内商事调解与涉外商事调解“双轨制”。

二是创新商事调解程序机制,建立科学的工作管理体制。蒋惠岭指出,发展商事调解,要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先行调解”程序结构,以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法律法规的形式,根据社会治理的需求,对“挺在前面”“先行调解”作出细化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创新。同时,商事调解主体分布广泛、性质多元、管理分散,需要建立符合商事调解工作特点的管理体制。当前,许多商事调解机构专门服务于某些特定行业、领域,其业务工作可由设立该调解组织的机构指导,行政事项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包括组织标准、入场资质、退场条件等。

三是稳步推进商事调解国际化。《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关于援用和解协议的权利以及执行和解协议的统一法律框架,我国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但与该公约确立的商事调解制度和标准尚未完全衔接,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的执行路径与公约规定之间亦存在差异。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王国华等人建议,一方面,可以自贸区为试点,开放调解市场,推动商事调解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为更好与《新加坡调解公约》适配,我国要进一步明确和丰富国际和解协议的“国际性”标准,建立并完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程序,完善国内商事和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实现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审查双轨制模式。此外,推动商事调解国际化交流合作,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国际商事调解交流机制,推动互认调解员,强化调解案件的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商事纠纷联合调解机制。

四是打造高水平商事调解组织,建立高层次的商事调解员队伍。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蔡晨风、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等人指出,目前,我国商事调解职业化水平仍有待提升,专职商事调解员缺口较大,难以满足商事调解发展的现实需求。调解员的专业能力是调解机构的立足之本,其专业能力既包含调解员的学术专业背景,更包含了调解员对调解技能技巧的把握。应积极整合专家学者、调解工作者、律师、仲裁员等现有人才资源,制定相对统一的调解员任职标准并建立相应的认证机制,探索建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执业资格认证体系和职业保障体系。各高校也应关注相关人才的培养,努力培养法律基础扎实、国际视野开阔、语言能力出众的国际争议解决人才。

参考文章:

1、王国华等,《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冲突及破解之道,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23年第2期

2、蒋惠岭,论商事调解新理念与相应的改革对策,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3、廖永安,深刻认识发展商事调解的时代意义,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4、姚俊逸,关于我国商事调解的几点思考——从加强企业自主优先的角度分析,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5、赵毅宇,中国商事调解立法模式选择及其展开,载《法学杂志》2023年第3期

6、熊浩,语境论视野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立法:以调解模式为中心,载《法学家》2022年第6期

来源:法治网舆情中心(ID:fzwyqzx)

策划统筹:付萌 

分析师:赵鸽

新媒体编辑:李静


编辑:靳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