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枫桥经验”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法治网特约评论员 李贤霆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体现在哪里？毫无疑问，依法治理的不断融入与日益彰显正是其中一个突出特征。新时代新征程上，“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什么？还是依法治理。

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创新发展。20年前，习近平同志把“枫桥经验”在浙江的成功实践概括为五个特点，第三点就是“坚持依法治省，以德治省”；用“四个必须”为创新“枫桥经验”指明了方向，其中第二点就是“创新‘枫桥经验’，必须营造法治环境，在依法治省中取得明显成效”。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召开前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浙江考察，再次强调“要加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创造更多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枫桥经验”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融入了新的元素、焕发了新的生机。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良法善治”的重要实践。基层社会必须循法而行、依法而治；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必须营造法治环境。早在1978年，浙江枫桥的干部群众就依据宪法法律，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率先制定了《治安公约》，后向浙江全省推广。一直以来，枫桥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和法治宣传，枫桥的镇村干部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合法、合情、合理的有机统一，既讲事实，也讲法律、讲证据，对调解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会结合具体实际，依法进行调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点，能有效解决治理的现实依据和手段问题，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构筑底线、定分止争日益成为社会共识。2004年，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选举产生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后陈村考察调研，对这一基层创新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后来，村务监督委员会陆续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武义全县涉村务信访占比从2003年的27.2%下降到2022年的3.3%。越是疑难复杂问题，越是重大紧急情况，越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立“明规则”、破“潜规则”，不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这正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良法善治的有力例证。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最佳注脚。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走向法治化。“枫桥经验”不仅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和第三个历史决议，还写入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法治保障是关键一环；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机制中，法治是关键节点。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必须坚持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必须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才能促进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近年来，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纠纷，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作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质增效。

“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1300年前，唐朝诗人孟浩然在渡浙江（今钱塘江）之越州（今绍兴）时，曾这样向与他同舟共济的人们发问。回望过去，“枫桥经验”在一个甲子里风雨兼程翩翩而来，实现了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面向未来，新时代“枫桥经验”这艘从之江大地启航的一叶扁舟，必将在法治力量的推动和护航之下，继续劈波斩浪，“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