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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中的法律意识
发布时间:2022-06-09 14:59 星期四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 郝铁川

元曲又称词余、乐府,分为散曲和杂剧两大类。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随时代变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元曲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模式,是与元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统治者改变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格外注意打压控制,科举制度为之中断了长达78年之久,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被降到比娼妓还要低微的地位。同时,元代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外来文化的输入,加上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喜爱载歌载舞,统治者排斥诗文,因此以戏曲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就风涌而起,使得原来以诗文为主的正统文学湮没不彰。诗文作家或不满现实,留恋“不杀士大夫”的宋王朝,向往山林隐逸生活;或追求耳目声色口腹之乐,构成了元代文人从愤世、叹世、隐世到玩世的特殊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和市民文化土壤相结合,就催生了市俗化程度较高的元曲。

元曲的特点:一是民间性。主要是表现市民和农人喜怒哀乐的艺术,与圣殿神曲、宫廷诗剧反映达官贵人生活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元曲题材不限于达官贵人争权夺利的家事之类,还涉及士农工商、妇幼老弱各色人等的烟火生活;二是典型性。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样而复杂。既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又有人间普遍的理想;三是艺术性。既有大悲剧,也有大喜剧。悲喜相互转换、涵融,追求团圆结局。它以唱、做、念、打等艺术硬功,将歌、话、舞、斗紧密结合,虚拟与实演相生,形态与神理兼备。

既然元曲比大部分唐诗宋词更具有民间生活烟火味,那么先来看一下元代散曲折射出来的法律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本意识。民本意识是古代执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思想的根源,是走向民主理念的前奏。元代发生了千年未遇的游牧部族统治农业民族的社会变化,其中最苦的还是百姓。在阐发民本思想的元曲中,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最具代表性: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从秦汉宫遗址经过,目睹早已化为尘土的万间宫殿,心生无限感慨。但同一历史题材的其他作者的感慨,往往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佛教思想的表露。如元代陈草庵的《山坡羊·叹世》:“江山如画,茅檐低凹。妻蚕女织儿耕稼。务桑麻,捕鱼是,渔樵见了无别话,三国鼎分牛继马。兴,也任他;亡,也任他。”元代赵善庆的《山坡羊·长安怀古》:“骊山横岫,渭河环秀,山河百二还如旧。狐兔悲,草木秋;秦宫隋苑徒遗臭,唐阙汉陵何处有?山,空自愁;河,空自流。”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而张养浩与这些人不同的是,他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为全曲之眼,深刻体现了民本、忧患情怀。“亡,百姓苦”的道理容易理解。因为刀光剑影的王朝灭亡,带来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但何以“兴”也是百姓的“苦”呢?这是因为:王朝之“兴”必定大兴土木,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才出狼窝,又入虎口。“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黄钟大吕,迄今余音绕梁。

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张养浩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天历二年(1329年),因关中旱灾,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他隐居后,决意不再涉仕途,但听说重召他是为了赈济陕西饥民,就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应命。他命驾西秦过程中,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感慨叹喟,愤愤不平、遂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终因过分操劳而殉职。他死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先父母”。《山坡羊·潼关怀古》便写于应召前往关中的途中。《元史·张养浩传》说:“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登车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张养浩在“关中大旱”之际写下了这首《山坡羊》。应该指出的是,这首散曲也是对他的同类作品的升华。张养浩途经骊山时创作的一首散曲是:“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这首散曲着眼于土地的得失,意境当然抵不过《潼关怀古》对民间疾苦的揪心。

第二,批判皇权。蒙古人在元朝当了皇帝,这让习惯汉人做皇帝的中原人真正感受到了秦人陈胜说过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此,这一点歪打正着地使一些人敢于点着过去皇帝的姓名来嘲笑、谩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散曲就是江苏扬州人睢景臣所作的《哨遍·高祖还乡》。

此曲以嬉笑怒骂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成了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你本姓刘,您老婆乃姓吕,把你两家的底细从头数:你原来当泗水亭长有点酒量,你岳父教私塾读过几卷书。你曾在俺庄的东头住,也曾和我一起喂牛切草,锄地拽耙。你春天偷采我的桑,冬天向我借了粟,零碎拿走的米麦多不胜数。换田契强秤了我麻三十斤,偿还酒债偷量了我豆几斛。有什么糊涂的地方?账簿里都记着呢,借条都存放着呢!你少了我的钱,却在官差内立刻找还;欠了我的粟,又在税粮中暗地扣除。我说刘三啊,说不定谁会上来把你一把揪住,问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改名换姓,叫什么汉高祖!”点着汉高祖刘邦的名字骂,揭露他一系列压迫剥削人民的虚伪可恶行径,这在封建专制社会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呀!

1903年5月,《苏报》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1903年6月29日,《苏报》摘刊留日学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载湉是光绪帝的名字。清政府认为,两千年来,像章太炎这样对皇帝直呼其名地咒骂,从未有过。因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等人逮捕。还“屈尊”以一原告身份,出席洋人把持的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要求洋人严惩邹容和章太炎,震动了上海滩。笔者过去以为章太炎是有史以来直呼皇帝之名而咒骂的革命家,读了元曲后,方知元朝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已开了先例,再后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民主”精神的光芒,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了。

元曲中的法律意识还有其他内容,限于篇幅,将在《窦娥冤案的形成与平反》一文中再加阐释。

责任编辑:胡建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