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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传统法律文化 弘扬现代公平正义
发布时间:2022-01-11 17:18 星期二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精准概括了群众渴望通过司法活动实现公平正义的美好期待。实际上,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追求公平正义的脚步从未停歇。可以说,公平正义既是促成中华法系得以形成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华法系渐趋完善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与现代不同,古代的公平正义是以依托礼仪教化和律令制度所形成的一种朴素公正。据史料记载,关于公正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舜帝“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愿犯不遵守成规旧法的错误;皋陶“明刑弼教,以化万民”,主张将刑罚与教化相结合,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安定、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但上古时期的史料毕竟有限,对公正作出相对系统、全面的考察是在西周以后,这对今天弘扬公平正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代公正以广义上的形式公正为主要思想

通常认为,肇始于西周时期的“刑不上大夫”“法不加于尊”等儒家观点,奠定了此后朝代封建贵族具有法外特权的基础。但事实上,儒家只是不倡导通过律令来约束贵族,而是以礼的方式规范这一群体,尤其是将帝王比作公正的化身,帝王克己复礼,维护公正,臣民以帝王为榜样。道家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中的“补不足”深化了公正的内涵,即因不公正的行为遭受损害时要给予补偿。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主张要互助相爱,共谋福利,可延伸至要减少不公正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和谐相处,避免相互造成伤害。

与上述学派相比,法家的进步意义在于,鲜明地提出要“以法为本”“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观点,强调不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都要一视同仁,违反律令同样须受到制裁。

虽然在秦朝之后的统治者都未明确将法家作为主流思想,但法家的精神却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推崇,如三国时期的“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即要根据是非功过来赏罚;唐朝的“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惟行而不返”,即法律已订立,就必须严格执行;清朝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等等。

总体上看,古代公正的基本思想随着朝代更迭呈逐渐明晰化趋势,即可以根据尊卑等级的不同,在违反律令时施以不同的惩罚,但不能就此免除处罚,倡导更大体量和范围的司法公正;同时,还要注意对受到不公者进行补偿。

古代公正以日臻完备的律令为保障

荀子云:“法者,治之端也。”意为法制是国家治理的开端。司法公正作为国家治理的目标之一,需以相关律令为保障。

在战国以前,与公正相关的律令主要以礼的形式得到体现,如《礼记·王制》记载:“疑狱,氾(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件应经众人讨论后决定,如果众人都存疑,就应赦免疑犯。这是我国古代较早关于疑罪从无的规定。又如《周礼·秋官》记载:“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意思是,在实施犯罪时或者不知道有法律、或者疏忽大意或者忘记律令规定的,应对其作宽大处理。表明当时已根据人的主观过错来认定罪行轻重。同时,相关律令以“刑”为辅助,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及至战国时期,礼乐制度严重崩坏,各国在变法之后律令不再以礼为主要形式,而是呈现多样化,如魏国的《法经》、楚国的《宪令》、赵国的《国律》、韩国的《刑符》等,这些形式多样的律令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一定保障。

秦朝在实现大一统后便统一法度,颁布《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几十种律令,其中不乏司法公正的内容,如《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记载:“甲某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何论?当磔。”这是关于给未成年人钱、教唆其杀人、教唆犯应当判处死刑的规定。

其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强调帝王不能因违法犯罪者系亲贵或近臣而有所偏私,应当一律等同视之。但在汉朝,相关律令的积弊日益明显,即律令过于庞杂分散,很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如《汉书·刑法志》记载:“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即专门研究律令的人都不知道具体依据,普通民众也就更难知道相关规定了。

为解决这一问题,曹魏时期制定了我国古代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典——《新律》。

此后各朝代也陆续制定相应的法典,如《开皇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等。法典化的律令进一步保障了司法公正,如《唐律疏议》首次出现了回避制度,回避事由包括具有仇嫌、亲属等关系,如违反回避规定,司法官员应受到惩罚。上述规定不仅为古代民众规范自身行为和评价司法公正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参照,而且有助于统治者实现对司法公正的践行和监督。

古代公正依赖健全的司法制度来落实

对于古代司法制度的考察,无外乎机构设置、司法官员素质、司法官员监督三方面。

第一,在机构设置上,西周时期,中央层面的司法官员有大小司寇、司马、司徒,地方层面有遂士、县士、乡士、乡大夫等。春秋战国时期,由司寇或廷尉作为中央层面的司法官员;在地方,按照行政层级的不同,司法官员分别为郡守、县长或县尹、县丞或治狱、乡长或里长。比较而言,西周时期的司法官员存在职权界限不明、易引发权力冲突等问题;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司法官员的设置相对合理。

在此之后,虽然各朝代在司法官员的名称上存在细微差异,但中央设置专门司法机构、地方行政与司法不分的司法架构基本得到维系。

第二,在司法官员素质上,要求他们应具备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尚书·吕刑》记载:“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即民众不服从判决,是因为判官没有公正对待双方的供词,不应为了私利而罔顾一方的供词。强调司法官员应在兼听则明的情况下辨明是非。又如,《周礼·秋官》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强调司法官员通过“五听”来审判案件。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意思是,审理案件应通过文书来查明口供,不用刑讯获悉真相是上策,刑讯是下策,恐吓犯人是失败之举。也就是说,司法官员,不宜采取刑讯方式查明事实。

为提升司法官员的素质,古代统治者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唐朝在科举制度中增设明法科,同时在当时高等学府国子监设立律学专业。而在明清时期,明确规定含司法官员在内的官员都应知法、懂法。

第三,在司法官员监督上,主要通过监察制度得以实现。在秦朝,中央设立御史大夫,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分察百僚,纠视刑狱”(监督官员和纠正审查刑事裁判),并位列“三公”之内,以御史丞、御史中丞等为属官;在地方则设立与行政长官并列的监察官,行使地方监察职权。汉朝,御史官员相对地从行政权中分离,独立于行政和司法官员,且只向最高统治者负责。自汉朝后,监察制度基本成型,并被后世朝代所沿袭,对司法官员形成有力监督。

此外,司法官员枉法断案,也会有相应的惩罚,如《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提到:“赎罪不直,史不与啬夫和,问史可(何)论?当赀一盾。”意思是,司法官员在未与他人合谋的情况下将案件错判,应当处罚一盾。

由可知,虽然在我国古代存在差别化司法、未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以及司法服务封建统治为最终目标等问题,但其所具有的关注罪过、弱化口供、健全司法架构、加强司法监督等传统文化仍值得我们借鉴,是现阶段实现公平正义、推动法治中国行稳致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资助成果)

(周玉芹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刘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