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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勋:治理农村微腐败应避免法治不彰
发布时间:2016-06-17 16:39 星期五
来源:法制博客

  刘 勋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使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严重剥夺。除了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外,一些“非典型”的“回扣式”腐败,正在成为基层干部蚕食群众利益的新变种,即“给你争取一碗肉,你得让我喝口汤”。多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反映,相较于扶贫领域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人数更多、范围更大的村组干部“微腐败”,惩处起来掣肘颇多,力度也显不足(6月16日 《经济参考报》)。

  农村微腐败虽然没有高明的手段或巨大的金钱额度,却直接关系着国家扶贫攻坚目标的实现,还直接让广大群众感知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和能力。在“反腐败斗争无禁区无上限”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效治理农村微腐败其实就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是打通落实惠民政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步骤,相比较打虎式的反腐败,拍苍蝇蚊子式的反腐难度不容小觑,苍蝇蚊子式的腐败数量多、目标小、隐蔽性强,因此治理农村微腐败同样考验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

  蚊子式的微腐败虽然影响恶劣、危害面广,若是没有恰当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够消灭蚊子。报道当中就提到不少涉嫌微腐败的村组干部是非党员和非公职人员的身份,使党纪公务员处分条例难以约束和查处,所以对此类涉嫌微腐的败村组干部惩处只能依赖刑法兜底,然而报道却反映,某地区的基层干部微腐败案件,由于涉案金额较小,逾八成最终被判处缓刑。而对群众而言,举报微腐败干部的后果很有可能只是判处缓刑,村干部回到村里毫发无伤,有的还会被打击报复。对涉嫌微腐败的基层干部判处缓刑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对于遏制农村微腐败却无法形成有效威慑,被微腐败的伤害村民必然对法治产生失望感,甚至会让更多的微腐败行为有恃无恐。

  当党纪公务员处分条例无法约束和查处农村微腐败的情况下,若刑法也无法有效发挥惩戒威慑作用,那么就等于打击反腐败所有手段都对农村微腐败失灵了。不仅刑法打击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刑事法律制度本身对打击农村微腐败也存在缺陷。报道当中就反映,刑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村干部从事“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等七类情况,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当出现贪污、挪用公款或受贿犯罪行为,由检察机关查办。而有些微腐败行为却不在七类情况之列,这些领域的贪腐问题被归为职务侵占范畴,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负责,就形成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交叉。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职能定位,使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在刑事和治安案件上,直接查办村干部职务侵占案件力量不足,经验也较为欠缺,笔者认为这种欠缺很容易让某些微腐败行为逃避刑罚。

  法治是反腐败的原则和途径,更是治理农村微腐败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法治不彰,农村的微腐败现象只会愈演愈烈,微腐败的基层干部会更加有恃无恐。总而言之,必须要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性限制对涉嫌微腐败犯罪的减刑,例如判处拘役限制自由强化威慑。继续提升司法机关侦办农村微腐败的主动性和综合能力,合理分工、明确责任,防止出现司法职能的真空断档现象,让法治成为反腐斗争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武器。

责任编辑:柯榜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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