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风险治理智慧

□ 邵登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灿若星河的风险治理思想，完善中国式风险治理制度应从中汲取智慧，在推进风险治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创造风险治理文明新形态。

以“见微知著”思想型塑风险预见制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见微知著”的风险预判思想。比如，《韩非子·说林上》有“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的提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的说法。见微知著、见微知萌、洞幽察微等典故均闪耀着古代先贤事前预判风险的智慧。风险预判思想在当前的立法上被具化为“风险预见”“风险预测”“风险预判”等法律概念，“加强或提升风险预见、预测或预判能力”是其典型表述。风险预判的实效与风险自身以及主体的经验、理性计算能力等变量相关，高度的不确定性使立法者难以建构出明确的规范指令和责任规则。故，可采取程序主义进路，通过建立健全风险预判的程序机制强化其实操性。基于风险预见的程序逻辑，应建构涵括风险预见原则、组织架构与职责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健全基于风险特性的异化程序机制，强化风险信息沟通交流的程序建设，同时应对科技运用与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支撑与保障条件等配套制度进行整体性安排，使高度依赖个体“见微知著”能力的风险预判转化为既定程序内的常规操作。

以“防患于未然”思想型构风险预防制度

“防患于未然”是我国古代风险治理的精髓。被誉为中华文明之源头活水的《周易》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之精义。《道德经》亦有“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说法。“治未病”“治未乱”“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这些经典彰显着“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风险治理思想。现在社会风险的复杂性、联动性、动态性更为明显，细微的、局部的风险隐患经过堆积叠加可能升级为重大风险、系统性风险和跨地域风险，风险预防制度应体现出动态化、差异化和综合化的特点。一方面，建构差异化、动态化、综合化的风险预防制度。根据风险的不同，将风险预防具化为“一般性事先预防”和“超前性事先预防”的风险治理场景，明确针对的事项以及规制措施选项。立法应根据风险的复杂性、联动性与动态性特点精准供给规制工具，在强化规制措施强制性的同时保持其对风险适应的敏感性。此外，还应强化风险信息共享建设，完善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风险预防协同机制，完善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建立健全常态性预防与应急处置的“平战转化”程序机制。另一方面，强化法律责任的预防性面向。若待风险现实化后再进行追责，无异于取消风险预防。因此，应建构出适配风险治理的预防性法律责任。在风险动态过程中精细化责任适用的条件，灵活运用主体资格剥夺和限制、风险行为消除或禁止、风险状态管理等责任形式，通过前瞻性责任的设定以达到风险过程性预防。

以“源头治理”思想塑造风险分配制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源头治理”的智慧。比如《战国策》中有“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的提法。《国语》中有“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之论。拔本塞源、杜弊清源、端本澄源、穷本极源等成语、典故蕴含的“源头治理”智慧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为“访源治理”“诉源治理”“执源治理”的实践探索。法律应对风险的模式有预防控制和分配两种方案。预防控制是我国当前风险治理制度建构的主导逻辑，“风险防控”“风险处置”“防范风险”“风险管理”等法律概念体现了此立法立场，“风险分配”制度被忽视。风险的普遍化、规模化、持续化决定预防控制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剩余风险的分配应纳入立法考量。“人类社会的分配过程，实际上是对两种不同性质事物的配置：一种是发展成果的分配，如财富分配；另一种是发展成本的分配，如风险分配。”基于公平理念价值，立法者可从分配标准和程序两个维度建构由谁来承担剩余风险并决定其分配份额的制度。一方面，确立风险分配的实质标准。风险分配应以“风险共担”为基本原则，每个社会个体都有平等承担风险的机会，以最大化的风险分散机制减少特定阶层、地区、群体或个体承担风险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与财富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分配逻辑不同，社会弱势群体的风险承担能力为弱，风险配额应最大程度向其收缩。另一方面，建构风险分配的程序机制。风险尤其是公共风险的分配属公共决策，包括专家在内的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协商机制，通过决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分配结果的可接受性。立法者通过对风险分配的原则、议程设置、利益相关者与专家的确定机制、跨地区跨部门风险分配的组织协调机制、决策交流机制、民意征求机制、紧急风险的特殊决策机制、对风险承担者的救济补偿机制等进行周密安排，以达到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