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折柳：汉高祖的“约法三章”

□ 余定宇

据史载：汉唐时代，灞河两岸，柳荫连绵数十里，每到阳春三月，此地便处处是绿柳如烟、飞絮如雪，在长安城的东郊，形成了一道两千年不变的关中胜景——“灞柳风雪”。不过，我今日在灞桥边上见到的，却只有数株枯黄的老柳树，在寒风中摇曳。

但我此次的灞桥之行，却不是想来寻觅那一片梦中的烟柳，而只是寻觅一个发生在秦汉之际的法律故事。因为，在这个著名的故事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法律观念，可以说，一直影响了全体中国人两千多年。

那个故事，名为“约法三章”：公元前206年，在秦末农民战争的烈火怒潮中，刘邦曾率领一支义军攻破武关、杀入蓝田，挺进西安东郊的“灞上”。当时，距秦始皇死去才刚刚不过3年，秦二世又被太监赵高谋杀，而那位继位才仅仅46天的公子婴（秦始皇之孙），亲率满朝的文武百官，手捧皇帝的符节玉玺，“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即把捆绑罪人的绳索套在自己的颈上），来到了灞桥的附近向刘邦投降。

一向善于收买人心的刘邦，对这班亡国的君臣好言相慰，准备宽大处理。岂料，等那位一路杀来、杀红了眼的“西楚霸王”项羽杀到之后，却二话不说，便命令刀斧手把公子婴和数千降臣统统都推出阶前，斩瓜切菜般地杀了个干干净净。与此同时，还用一把怒火，将巍峨壮丽的咸阳城烧成了一地的焦土。这些“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历史故事，想来已经众所周知。

当刘邦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咸阳城，并将咸阳宫内所有的金银珠宝一一封存起来之后，两袖清风地返回了灞桥。次日，他又在灞桥召集了附近各县的父老和关中豪杰，对他们发表了一通简明扼要的演说。据史载：当日，在灞桥附近那一片青青的柳树林中，刘邦对三秦父老们振臂一呼，道：“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那么，刘邦与三秦父老们的“约法三章”，又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即刘邦当众许诺：将以往那些多如牛毛、暴虐残忍的“秦苛法”全部废除之后，他将只保留三条秦律来治理天下，那就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据说当时，在这灞桥的两岸，在昔日那遍地柳林的上空，欢声雷动，“秦人大喜”，人人都争着拥戴刘邦为“关中王”。

这故事的情节十分简单。但它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刘邦一次极为成功的公关表演，它为刘邦树立了一个“公平正义”、宽厚爱民的光辉形象，为日后赢得民心、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那“约法三章”，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谎言。倘若你真的以为，后来汉代的法律真的只有这么简简单单的三条的话，那么，你就真的是被刘邦蒙在鼓里了。因为，当项羽纵兵在咸阳城内烧杀抢掠时，萧何却受命从咸阳宫的大火中抢出了大量的《秦律》。后来，刘邦登上了汉朝皇帝的宝座之后，便将当年那些“除暴安良”的美丽诺言全部都抛到九霄云外，而命萧何在这些《秦律》的基础上，又重新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典，叫《九章律》。考察起来，那部汉代的《九章律》，照抄了李悝《法经》的六章内容，再加上三章杂七杂八仿效《秦律》而新定的《汉律》，其体系之庞大、罪名之繁多、刑罚之残忍，比起前朝的秦苛法来说，实在是好不了多少。

但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我们从这一纸空文之中，却还是可以看出许多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第一，从刘邦的演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约法三章”所涉及的“法”的内容，全部都是追随着李悝《法经》所开创的“法即是刑”的路子走下去，全部都是属于“刑法”范畴的东西。比起周公时代“宗教法”“政府组织法”的创制和周穆王时代“赎刑”制度的建立，比起子产时代“民商法”那些可能的萌芽来说，秦汉时期中国法学的发展态势，已无可讳言地，呈现出了一种僵化、迟滞甚至倒退不前的不幸状态。第二，自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在历代王朝的法典都几乎只是一部《刑法典》的情况下，在中国广大司法官员的心目中，对杀人、伤人、盗贼、斗殴等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自然便成为了封建社会里所有司法活动中的重点。而与此同时，“杀人者死”这四个字，从刘邦在灞河边上那一声高呼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亦渐渐地，成为一条世代相沿、千古不易的铁律。

在一片凛冽的寒风之中，我又走回了灞桥的桥头。相传，当长安人送客送到灞桥边时，总喜欢折柳相赠，寓意为“挽留”。此时此刻，我心中的愿望是：愿昔日那“灞桥烟柳”的关中美景能长留天地，而我们那些源远流长的法律观念，则能像李白词中的“年年柳色”那样，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年年“推陈出新”。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