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宁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2018年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加缺席审判程序，正式确立了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顺应国家反腐大局的需要，是追逃追赃的关键环节。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制度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送达是缺席审判程序启动的首要步骤，也是许多国家审查原审国缺席审判程序是否正当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案件审判能否正常进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关于送达的规定还比较原则，本文拟结合国内外现有法律规定与工作实践，探讨提出适合我国缺席审判实际的送达建议，更好发挥缺席审判制度在境外追逃追赃中的作用。

一、现状考察：缺席审判送达程序规范梳理

对于缺席审判送达，目前仅有两条法律规定，分别为《2018年刑诉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六百条。《2021年刑诉法解释》在《2018年刑诉法》基础上将送达程序增加了三项内容：一是明确了送达的时间是人民法院立案后；二是明确了传票应当记载的内容；三是扩充被告人近亲属作为送达对象，有利于提升送达效率，实现“实质送达”。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五百九十八条规定，对于下落不明的被告人，未纳入缺席审判案件的范围。因此，本文只讨论对有明确住址的被告人缺席审判送达问题。

二、困境透视：我国缺席审判送达程序存在的问题

（一）送达主体单一

根据《2021年刑诉法解释》规定，目前的文书送达主体只有人民法院。但缺席审判案件文书送达涉及域外送达，往往需要通过国际司法协助，一次文书送达周期通常在6个月以上。如果将送达主体仅限于人民法院，会影响送达效率及审理效率。

（二）送达期限不明确

《2018年刑诉法》既没有规定缺席审判的审限，也没有规定文书送达的完成期限。法院在立案后多长时间内必须进行文书送达，被告人至少在开庭前多长时间内收到传票，这些尚没有明确规定。

（三）送达对象不全面

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近亲属，是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一个特殊规定，能更好保障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并且有利于敦促被告人投案。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强制辩护制度，在缺席审判案件中，法院在开庭前也应当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辩护人，让辩护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开庭。

（四）送达内容不全面

《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六百条规定，“传票应当载明被告人到案期限以及不按要求到案的法律后果等事项”，该条文对传票内容进行了规范，但是对于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知情权等权利没有进行规定。

（五）送达方式不具体、适用性受限

《2018年刑诉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了送达的三种方式，即通过刑事司法协助送达、通过外交或领事机构送达和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二十一条、《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四百一十三条对一般送达进行了规定，对缺席审判制度没有设置相应的特殊送达规则。从实践看，这几种方式均有缺陷，如通过外交或领事机构送达，只能是本国国籍，且不得采用任何强制措施。而文书司法协助送达具有中立性和服务性，一般不适用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送达，一国传唤另一国的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应当通过引渡合作，借助文书送达有规避引渡之嫌。

（六）我国送达制度规定与相关条约内容存在冲突

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多数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协定）规定了“我国对于国外请求协助送达的传票、起诉书等文书，我国不负有送达的义务”。基于平等互利原则，我国在请求对方送达文书时，也会面临请求被拒绝的尴尬局面。与国际条约内容的冲突，是造成境外文书送达难的主要原因，许多缺席审判案件因为送达不能被长期搁置。

三、路在何方：我国缺席审判送达程序的完善路径

应该秉持一体化、系统化思维，以从制度上保障被告人对刑事诉讼的知情权为着力点，进一步细化完善送达程序相关法律规定，构建有效的送达体制机制。

（一）扩大送达主体范围

可以将检察机关纳入送达义务主体。根据《2021年刑诉法解释》，检察机关在提起缺席审判公诉时，要明确被告人的境外居住地和联系方式，所以检察机关在前期确定被告人所在地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有送达的优势。

（二）明确送达期限

一是明确庭审前通知被告人的期限。建议规定人民法院在立案后至开庭前30天，确保被告人能收到诉讼文书，给被告人留出充分的时间选择是否出庭和准备辩护。二是如果将检察机关纳入送达义务主体，建议规定检察机关在明确被告人地址后，立即开展送达工作，以最大程度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

（三）规范送达方式和内容

在确定送达方式方面，要保证被告人实质知晓刑事诉讼情况。因此，送达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司法机关已经穷尽各种送达方式；二是被告人已实际知晓相关诉讼的存在以及不出庭的后果。据此，司法机关要根据实际情况，比较各种送达方式利弊，择优选择。

（四）将辩护人纳入送达对象

送达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目前，在缺席审判的规定中，没有规定向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笔者建议，在辩护人确立后，要及时向辩护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以此来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五）加强国际合作，为送达提供支持

文书送达可能需要外国协助，在制度设计上需考虑到国际影响和外国通行做法，根据国内国际大局和个案实际情况灵活掌握，稳妥实施。追逃追赃工作因为涉及国际合作，必须将追逃追赃工作提升至构建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战略高度，表达我方主张。要做好重点国家工作，推动有关国家拒绝为腐败分子提供“避风港”。进一步加快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资产分享协定等的谈判、缔约进程，建立与有关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