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青铜鸠杖，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 江隐龙

清朝曾先后举办过四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众多耆老自全国各地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参加这一盛宴，以求一睹圣上容颜；皇帝为了回应民心，在“请客吃饭”之余自然也不忘给予参会的耆老丰富的赏赐。在这些赏赐中，有一样器物殊为别致，那就是鸠杖。鸠杖是指杖首刻有鸠鸟的手杖，老人步履蹒跚，赐杖以助行走似乎顺理成章，但鸠杖可不仅仅是一柄华丽的手杖而已。

从“鹰化为鸠”到“三老五更”

关于鸠，早在《周礼·夏官司马》中便有记载：“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东汉郑玄在注解时更进一步地解释了鸠与养老之间的关系：“是时鹰化为鸠，鸠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

“鹰化为鸠”是惊蛰的第三候，自然界中鹰与鸠一隐一现，正合郑玄所说的“变旧为新”，于是又引申出养老的含义。除了郑玄的解释，《后汉书·礼仪志》中提到了另一种说法：“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这两种解释孰对孰错已无法判定——或许它们都是后人的臆测，但这种矛盾本身就证明了鸠宜养老的习俗古已有之，绝非源于刘邦“异此鸟”的情感因素。

杖同样很早就与老者相联系，《礼记》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仲秋之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礼记·曲礼上》有“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等。“几杖”即坐几与手杖。既然杖是君主赐予老者的特殊礼遇，而鸠又有着“宜以养老”的文化意涵，那将鸠刻于杖上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

据《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周朝已经建立了“三老五更”制度，注疏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从中可以看到周天子设立的“三老”“五更”只能由致仕（退休）的老者担任，周朝借此举以示孝悌之义，其中大有道德教化的成分。

汉朝王杖制度的起与落

尊老制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汉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朝最终选择了相对柔和宽松的政策，“以孝治天下”成为这一倾向的代表。秦朝所崇尚的法家思想有较强的利己主义色彩，由此造成了十分严峻的养老及社会问题，在这一层面，汉朝大力提倡“老有所养”的尊老思想，无疑对尽快平定秦末乱世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样日益浓烈的尊老氛围下，鸠杖终于在制度层面登上历史舞台。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宣帝刘询实行王杖制度，王杖的形制正是鸠杖：“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汉朝官员出行持节为凭，王杖能“比于节”，几乎意味着王杖的持有者仅凭年长便有了半个官员的地位。东汉时期，王杖制度进一步细化。《后汉书·礼仪》中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

从制度层面来看，“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并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但实际上是否能推行到所有老者，尚难判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汉朝的王杖制度，鸠、杖与老者的联系从文化层面正式上升到制度层面，这种升华最终使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更为紧密。

清朝集大成的尊老制度

随着朝代更迭，鸠杖渐渐从庙堂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明清两朝设虚职“寿官”，但受赐的老者并未被授予鸠杖，而是以冠带代之。那是不是鸠杖从此便在朝堂之中消失了呢？将视线回转至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便能得到答案。而清朝所“复兴”的不仅仅是鸠杖，更带来了中国尊老制度的第二个高峰。

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尊老制度，顺治帝即位时便下诏，军民中七十以上的允许留一男丁侍养，免杂派差役；八十以上的赏赐绢一匹、帛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的加倍赏赐。这份诏书在形式上有着明显的汉族传统色彩，但在力度上明显有所加强——针对七十岁以上老者的优待不分官民，而且随着耆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越多，这一点纵然如“以孝治天下”的汉朝也未曾做到。

在尊老氛围如此浓烈的背景下，清朝重新拾回鸠杖这一尊老器物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鸠杖在清朝花样繁多的尊老赏赐中远算不上突出，宫廷的千叟宴、民间的百岁人瑞坊，都更具清朝特色——对于受赐者来说，也更“实惠”。

其中，千叟宴虽然规模庞大，但未成定制，乾隆之后画上了休止符；而普罗大众的百岁人瑞坊背后则有一套完整的尊老制度。清朝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所记，清朝有寿民、寿妇达百岁者，均由当地省督抚题请恩赏，奉旨给匾、建坊，以昭人瑞。这里的“人瑞”特指年过百岁者。与百岁人瑞坊相应的是三十两建坊银，而且建坊银还会随着老者年岁的增长而翻倍。

在中国数千年的尊老制度中，鸠杖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背后沉淀着三代早已模糊的尊老古制，一度在汉朝登上“神坛”，又在清朝逐渐“泯然众器”。不过无论朝代之间的起起落落如何，鸠杖的寓意早已跳出庙堂，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杖首鸠不语，悠然千年期。当“三老五更”制度、王杖制度、千叟宴均已为历史的尘埃时，鸠杖经历的岁月，本身或许就是尊老最好的代名词吧。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