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建淼

十几年前，中国各大城市为了加强交通秩序管理，增设了许多隔离栏。大街小巷，隔离栏纵横交错，已达到“无栏不成道”的程度。人们在密密麻麻的隔离栏中行驶和生活了十几年后忽然醒悟：过度的隔离栏使得业已拥堵的城市雪上加霜、堵上添堵。于是，和十几年前相反的一场“运动”又一次拉开：轰轰烈烈拆除隔离栏的“大运动”！不少城市主次道上的隔离栏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

笔者以为，十几年前轰轰烈烈的“建栏运动”是错的，今天轰轰烈烈的“拆栏运动”同样是错的。城市里的隔离栏，哪里该设、哪里不该拆应当有个标准，不该运动式的“建”，也不该运动式的“拆”。

该设隔离栏的地方必须设。如在高速公路上必须设隔离栏，否则反向车辆迎头相撞，后果不堪设想；体育馆、剧院、学校路口必须设隔离栏，否则无法保障观众和学生的安全……

此外的地方原则上不宜设隔离栏。因为过度的设栏，会使所有车辆的行驶速度下降；常常是一边道路因事故或其他原因被挡住时，后面接踵而至的被堵车辆无法借用另一边的空闲道路迅速离开；在规定的调头点，车辆无法一次完成调头……这些都会导致城市拥堵率的提高。

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设栏状态下的车辆事故率会低于不设栏状态下的车辆事故率。那么，如何平衡“畅通”与“事故率”之间的关系呢？交警们想出了一招，就是“划线不设栏”，即在道路上标明交通标线，但不再设置隔离栏。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严格而清晰的交通标线，引导车辆各行其道，并在发生事故时便于责任认定；另一方面，不影响特殊情况下车辆借道行驶，保证道路畅通。

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管而不死”的交通治理方法，对我们管理社会具有启示作用，可以成为我们社会治理的一种模式。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实现这一点，在一些领域可以采取“划线不设栏”的方法。

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并非是一种“非此即彼”模型，凡事在两端之间，都存在中间状态和灰色状态。因而在治理方法上需要保留一定的弹性，例如：

——关于“职业打假”的治理，既不要将“职业打假者”捧为“英雄”，也不宜将他们视作“罪犯”。重点要落在“打假”上。天下无“假”了，自然不会发生“打假”；

——对于公民的检举揭发权，既要尊重又不过度放大，以防止进入全民告密社会；

——当两种相反政策转换时，必须设有“过渡期”，不得搞“紧急变道”；

——在交通灯的“红灯”与“绿灯”之间，不得取消作为过渡灯的“黄灯”；

——当法律确立一项“原则”时，要同时考虑到“例外”。“例外”总是与“原则”相并存；

——立法列举各种情形后，总需设置“其他”兜底条款。因为我们无法穷尽一切情形；

——对于大学生的恋爱可以既不提倡也不禁止；

——对有些新型事物看不透时，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凡此种种，力求避免极端、过激、机械、教条的管理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