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建淼

有人说：我们现在的举报奖励制度，是从汉武帝时期的“告缗”制度演变过来的，几千年经久耐用。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汉武帝时期的“告缗”，作为一种“告密”制度确实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汉武帝刘彻开拓汉朝最大版图，功业辉煌。特别是针对北部匈奴的长期侵扰，发动了对于匈奴长达四十余年的征战，最终击垮了匈奴的侵扰并削减了匈奴的实力，但同时也导致国库虚空。为了解决财政困境，汉武帝不断新设税目，连连增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向全国开征一种新型的财产税——“算缗”。“算缗”是当时的货币单位：一“算”相当于当时的120个铜板；一“缗”相当于1000个铜板。这种税赋的征收范围非常广泛，高额的税收迫使许多人隐匿财产，瞒报少报家产，否则很难经营，甚至生存。为此，汉武帝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颁布“告缗令”。所谓告缗，即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漏税者，以其偷漏金额之一半奖励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错告诬告概不追责。“告缗令”一实施，有利无责的告缗顿时盛行全国。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巨额的奖励刺激了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的积极性，告密者不绝如缕。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觊觎他人财产，借机诬告。当时，社会上的有钱人几乎全部被举报了。在皇帝的支持下，全国一起仇富，剥夺富人的财产，国家一半你一半，成为国家和小人的生财之道。“告缗”制度极有成效：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对富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商贸业陷入破产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制度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人与人之间，视同人与狼的关系……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衰落。

如果说汉武帝刘彻的“告缗”制度还仅仅是针对偷税、漏税领域的举报（告密）而已，到了武则天时期，就演化成适用所有领域，旨在及时清除政敌，巩固自己的统治的告密制度。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挟制君臣，威服天下，公然鼓励告密。她在朝堂设置铜匦，搜罗有关告密信息。朝廷专人管理铜匦，每天傍晚把当日的投书进呈武则天。武则天不许任何人阻挠告密。外地来京告密的，由官府提供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伙食待遇。如所告之事属实，就能破格提拔，授予官职；即便举报不实，也不予追究。顿时社会告密之风盛行，冤狱遍布全国，使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恐慌之中。

告密制度到了朱元璋时期更加成熟，也更加恐怖。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组织严密、体系完备的特务机构都是空前绝后的专政机器，专司监视和告密之职。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鹰犬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使每个人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其中，大臣们更是监视的主要对象。

其实，除了上述年代，几乎所有的封建朝代皆有“告密”制度和“告密”事件。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热衷于建立和推行普遍的告密制度，原因很简单：告密会造成官员之间、百姓之间以及官员与百姓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这恰恰有利于封建君王的统治；告密会让封建君王随时掌握手下人的“把柄”，从而把控住大臣和百姓。

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废除了封建时代的“告密”制度，但同时确立公民对于违法违纪等不法行为举报的权利。我国宪法一方面赋予和保障公民的“检举”权利，另一方面又规定举报者“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正是对检举权利与检举责任的平衡，乃是成功的立法范例。公民的“检举”（举报）权利，属于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善政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但如果滥用举报权，又可能导致变相的“告密”制度。所以，必须把握好“度”，平衡好两者的关系。

现在要注意的是，在个别地方，鼓励举报、有奖举报有过度放大的趋势：对违法停车者鼓励全民举报，罚款后返奖励款每次20元；对公共场所吸烟，不文明游客，驾车闯红灯者，不走斑马线的行人……都鼓励群众举报，甚至还有奖励；在小学校园里，也有发动学生之间互相举报，看是否有同学在学校偷带偷吃零食的……近一两年出台的各领域管理文件，动辄写上“举报与奖励”的章节和条文……

鼓励“全民检举”“有偿举报”，发动全社会民众揭发揭露举报违法违纪行为，有利也有弊。利在于：一是有助于反腐倡廉，二是有助于破案。但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发动“全民举报”过度，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

我们不要把“全民检举”“有偿举报”过度推广，首先，要将其重点用于反恐、反间谍、刑事案件的侦破……其次，我们不能一手软一手硬，要做到两手都要硬，既要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检举权，又要严厉追查和惩罚诬告者。正如学者郑永年所说：“如果对所有举报者，只有奖励而没有惩罚，就会演变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互斗’情形，影响整个体制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