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淼

在美国历史上，是否应当禁酒，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19世纪中期，啤酒、烈性酒消费量猛增，纽约、旧金山等地每200户居民就有一家酒馆。可后来风向一转，“禁酒”呼声高涨。1869年，全国禁酒改良党成立，开展禁酒宣传。3年后该党还推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在“禁酒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且是维护清教主义的理想”信念的支撑下，基督教妇女禁酒会、反酒馆联盟等团体应运而生。

20世纪初，在法学家、社会学家眼里，酒是犯罪和贫穷的根源，甚至称之为“魔鬼的甜酒”。南方当权者说酒精会酿成暴行，使黑人更具危险性。工场主则将禁酒视为减少工伤事故的手段。

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禁止酒类输入已禁酒的各州。到1916年，已经有19个州禁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会又以“经济、效率和道德”为由，禁止制造和售卖烈性酒。

1917年12月18日，美国提出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并于1919年1月16日获得国会批准。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规定：“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的所有领土。”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一个称为“沃尔斯特”（Volstead Act)的禁酒法案。根据“沃尔斯特”法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犯罪。自己在家喝酒不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犯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1920年1月17日零时，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禁酒法案正式生效。

在禁酒法案生效的前一天，道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人们都抢时间把酒运回家里收藏。到了晚上，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们都聚在家里或其他公众场合举行最后一次合法的“告别酒会”。一位参议员在晚餐会上举杯说：“今天晚上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这番话产生共鸣并引来了阵阵掌声。

从一开始就表明，这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法案。固然，该法案实施没有多久，美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违反禁酒令的活动。一方面，私酒贩子成为一种职业，因为非法贸易会带来暴利；另一方面，政府对此现象严加惩处，导致1920年至1932年间，75万人因违反禁酒法而被捕，罚款总额超过7500万美元，没收财产2.05亿美元，社会矛盾激化。私酒贩子买通警察或结成帮派，采用威胁、暴力甚至谋杀方式，大有“邪能抗正”之势。到最后，政府也开始怀疑“以暴治暴”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1933年，联邦国会被迫通过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现予废除。”第十八修正案成为美国宪法史上的一大丑闻，当美国人撰写宪法史时几乎没有人再提到它。

其实，在美国，关于是否应当“禁酒”，如同是否应当“禁枪”一样，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作评论。支持者或反对者，很难说谁对谁错，各自都可找到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1920年推出“禁酒令”，是在早期“清教徒”的教旨主义和妇女们刚刚获得选举权（而她们大多反对男人酗酒）的背景下发生的。他们的主要理由是：酗酒会增加犯罪和工伤事故。1933年取消“禁酒令”，是在经过13年的经历，人们看到了酒品“禁而不止”、黑市泛滥、国库受损（原来酒品的税收约5亿美元一年)，特别是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危机，全国上下惶恐，美国人希望重启的酿酒业、售酒业能刺激深陷危机中的经济，使之早日复苏。此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把“开放酒禁”作为其竞选纲领之一，顺应民心，获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人们对“禁酒”的态度也确是“此一时与彼一时”。但如果我们说，1920年颁布“禁酒令”是正确的，13年后取消“禁酒令”也是正确的，这样的评价恰恰是不负责任的。

我认为美国的“禁酒令”是失败的。它对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当年美国推行“禁酒令”，主要为追求降低“酗酒”犯罪率，但考虑执法成本、国家经济等因素不够充分，对这一政策的得失没有作全面衡量。这对我们的启示是：推行一种新政策，一定要作全面衡量和全面评估，不能以点概面。应当考虑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接受程度，还要考虑追求目标与执法成本之间的平衡。

第二，当年美国推行“禁酒令”，显然是把“酒”与“酗酒”混淆了。事实上不是“酒”导致犯罪，而是“酗酒”导致犯罪。所以，要禁止和打击的是因“酗酒”导致的“犯罪”，而不是“酒”本身。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加大对因“酗酒”导致“犯罪”的惩罚力度，而不是“禁酒”。这对我们的启示是：酒是好的，但有人将它喝醉了。这时，我们要惩罚的是“酗酒”，而不是酒。正如有人驾车撞人，我们要禁止和打击的是肇事行为及肇事者，而不是车辆本身。

第三，如果当年美国推行的是“限酒令”，而不是“禁酒令”，可能结果不会走向反面。如果通过“限酒令”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饮酒，其他人在工作时间不得饮酒，限制每人一次性购酒量等，而不是全面无条件地“禁酒”，可能反弹就不会如此强烈。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凡事不能“过极”，要掌握分寸。

第四，美国实施“禁酒令”的13年间，这一法令很难落地，反弹很大。“禁酒令”的实施，没能如预期一样，实现美国人道德情操的净化；市场上没有合法的酒类出售，秘密酒馆取代了合法酒馆，酒的走私活动由于获益甚丰，日渐猖獗；国家执法成本增加，最后不得不取消法令，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不能制定无法实施的法律。只要存在强烈反弹的现象，一定是有原因的，必须找准原因，对症下药。

第五，美国“禁酒令”实施后的1920年至1932年间，75万人因违反禁酒法而被捕，罚款总额超过7500万美元，没收财产2.05亿美元，违反禁酒法的犯罪人数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酗酒”犯罪人数。社会矛盾激化，把更多的人推向社会对立面。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一项新政策出现“付出”多于“得到”，目标与成本倒置时，一定得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