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实施40周年。我国法学博士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从创立到繁荣发展也走过了40年探索历程。回顾我国法学博士学位授予的早期情形和法学前辈开创基业之功，对于总结我国法学事业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和高级法学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学位立法，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1981年至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开展了第一、二、三批学位授权审核，这是我国法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开张布局阶段。1981年11月，批准北京大学陈守一教授、芮沐教授、王铁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友渔教授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1月，批准北京大学赵理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沈达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武汉大学韩德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叔文研究员为博士生导师。1986年7月，批准北京大学沈宗灵教授、饶鑫贤教授、张国华教授、肖蔚云教授、邵津教授、魏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孙国华教授、许崇德教授、王作富教授、佟柔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汪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大英研究员、王家福研究员，吉林大学何鹏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昌教授，厦门大学陈安教授为博士生导师。最初三批学位授权审核，产生了我国最早的27位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他们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法学各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
　　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随着博导资格的确定起步。1986年4月，王铁崖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梅小侃以博士学位论文《国际组织成员资格论》通过答辩，7月7日批准授予法学博士学位（证书编号861008），成为我国第一位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北大也因此成为我国授予法学博士学位的第一所高校。自此以后，我国自主培养的法学博士开始源源不断地产出。
　　1987年，北大国际法专业张克宁（论文题目《大陆架划界法的发展及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导师赵理海，下同），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专业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导师均为张晋藩），中国社会科学院宪法专业陈云生（《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导师张友渔）、骆伟建（《“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导师王叔文），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陈兴良、赵秉志（《共同犯罪论》《犯罪主体论》，导师高铭暄），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导师韩德培）、余劲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导师姚梅镇）获法学博士学位。1988年，北大国际法专业邵景春（《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导师芮沐、段瑞林）、吴志攀（《香港的银行与银行法》，导师芮沐），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周振想（《刑罚适用论》，导师高铭暄），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王传丽（《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效力研究》）、许前飞（《国际技术转让的法律控制》）（导师均为姚梅镇）、万鄂湘（《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导师韩德培、黄炳坤）获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姜伟（《罪过形式论》）、王勇（《定罪导论》）（导师均为高铭暄），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专业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强磊（《论清代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辖》）（导师均为张晋藩），北大国际法专业邹克渊（《南极矿物资源制度研究》，导师赵理海）、法学理论专业郑永流（《农村变革中法律的地位及发展道路》）、孔小红（《中国法理学十年反思（1979-1989）》）（导师均为陈守一、刘升平），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周海荣（《国际侵权行为法研究》，导师韩德培）、张克文（《关贸总协定与最惠国待遇制度》，导师韩德培、李谋盛）、黄惠康（《论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导师韩德培、梁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宪法专业刘笑君（《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导师王叔文）获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14位博士生获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0年共授予法学博士学位42人。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博士学位和博士生培养制度，一是学位授权制度的建立与公布博导名单和部署招生工作同步进行，表明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派遣大批留学生的同时，按“两条腿”走路思路，加快自主培养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坚定决心。二是评审博士点的方式并未明确区分授权单位和授权学科的概念，授权学科专业和导师资格获得通过，该授权点和导师所在单位即获准相应的学位授权。而老一辈专家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三是学科专业目录的形成充分尊重了法学专家意见，由申报专家填写、教育部归纳汇总并参照国外目录修订公布。四是当时培养博士人才的专业条件优势是国际法、宪法、刑法、法制史、法学理论和民法。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司法改革重要性的日益凸显，经济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刑诉法、民诉法、环保法等领域的博士人才培养迅速发展。五是早期博导因年龄和身体等原因，首次招生时间并不一致，首批四位博导平均年龄74岁，最大的张友渔83岁，最小的王铁崖68岁。正是这些历经艰难曲折岁月磨砺之后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们，为了国家法治和法学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付出了智虑和心血，贡献出一份力量，才有了今天法学博士人才培养蔚为壮观的成就和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