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法律出版社之邀，选编论文，检视过往，汇成三卷文集出版，也算是学术人生的一个小结。不论社会评价，只是敝帚自珍。不过并非无自知之明，或因社会条件限制、或因个人视野及学术养成不足，以往论著难免有局限与瑕疵。
　　文章大致分为证据法、刑事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3类，形成《诉讼证据论》《刑事程序论》《司法建设论》三卷。证据法类文章中，印证证明最有影响。笔者作为检察官办案多年，最突出的感受是中国刑事证明中，“印证”压倒一切，然后是证据分析中的矛盾应对。转任教授后，笔者就“证据印证”与“证据矛盾”各写一文，分别发于《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所提出的“印证证明模式”已获普遍认可。后有专论称印证模式理论风靡多年，还影响了司法文件，堪称“风景这边独好”，为近年来中国法学研究不多见（见《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周洪波文）。当然也许贻害不浅。有的文章也颇费心力，如《推定的界限及适用》，又如《“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经梳理国内外资料，反复思考斟酌，数月方成。自认为有一定新意和深度。而对典型案例作证据分析的文章，也有一定社会影响，如《聂树斌案法理研判》。一篇证据分析文章有相当影响，还因个人工作经历发表时冒了一点风险，但据说不适宜编入，略感遗憾。

     刑事诉讼程序研究，较早将价值论和结构分析论引入。其中较有影响者，乃1991年提出的“两重结构论”。分析“三角结构”，开出“控审分离”“控辩对抗”“审判中心”三法理；研究“线形构造”，论述“司法一体”“被告客体”两特征(后来的分析中增加了“三司平行”特征)。既有基本法理，又见“中国特色”，且由图形展开，直观易懂，据此把握中国刑事司法基本构造及其法理，为理论分析之另辟蹊径。其中某些观点受当时认识局限尚不成熟，但分析方法和思路颇得好评。时任《现代法学》主编的徐静村教授证称，编辑部发稿后收到数十封来信，认为该文是“近数年来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固为溢美，但从中国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分析，无论谈三角结构审判中心，还是论线形构造流水作业，已为司法分析常用，亦为部分教科书所引。笔者作刑诉程序研究，弱在比较研究外引资料，略长于中国实践分析和特征把握。例如，中国式庭审方式四特征、交叉询问六特点，“以审判为中心”系“技术型审判中心论”等，均系体察实务及其支撑与约束因素而自创表达，或可为当时之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在《中国法学》发表《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一文，就时弊而论立“审判为中心”“庭审为中心”“一审为中心”三命题，而与后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以审判为中心”及四级法院功能配置的意见几乎一致。该文后亦获奖。

　　司法制度研究，代表性成果为“相对合理主义”，由文章、文集，再到演讲，也算司法改革“一家之言”。由于条件未具、约束甚多，以阶段而论，司法操作与制度调整只能希求“相对合理”，并循“技术到制度”路径以达成目标。因体谅操作艰难，不欲好高骛远，此论常获实务界认可；而预设“公理”前提，追求法治理想，也可与“普适派”一致。似乎“左右逢源”，但也难免有“不讨好”。好在自认理论“局限”，时作检讨，以免误导他人。不过，中国法治进程步履艰难，无论是司法操作还是制度改革，状况都不乐观。因此，近年来笔者更为强调法治理想，以警示勿跌落于底限之下（不过教授无权，说了未必有用）。文集中也有司法行政化弊端之批判，有司法公正与公信力严重障碍之解析，有重建民众信任感、重建司法伦理之论证呼吁。笔者系检察出身，因此与检察有缘，这方面论述较多，于实务和改革，尤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及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引起重视，应有某种影响。
　　司法研究，亦如司法操作，重视经验和逻辑。经验是根本，即以问题意识和敏锐感悟去深入体察实务运行。其间以理论分析，始终追寻问题的实质，并力求以清晰的逻辑表达思想。尊重公理，维系学术精神，尽量不采取应景的、机会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是笔者的一点研究心得和自我期许。
　　笔者16岁入伍，穿“四个兜”的军官装读本科，后任检察官、检察长，其间曾返校读硕、读博，一直可谓“工作顺利、学习进步”。复员任教授，后又被选任为大学校长，一生蒙受体制福泽。在军队、地方的两次辞位，均出自个人意愿。因此，缘已而论，有感恩而无怨尤。但学术研究，只能论公理而不计私益，由此保持人格和思想的独立，且须以学术批判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为学者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感恩和回报。
　　徘徊在法治理想和司法现实之间，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境况。切望不焦躁、不颓唐，不存奢望，但也不放弃努力。虽以“相对合理”设计现实方案，但始终期盼理想的法治。因为，作者深信社会的进步、民众的福祉有赖于此。
　　（本文系自选集原序，正式出版时改为序言与后记两个部分，篇幅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