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人一般被称为儒者，但儒者群体成员的思想境界相差很大。荀子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荀子·儒效》篇根据思想境界的高低，把儒者分为大儒、雅儒、小儒、俗儒等不同层次。吴用是梁山起义军中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称“智多星”，字学究，常以诸葛亮自比，道号“加亮先生”，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三，山寨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由他一手策划的。接受招安后，辅佐宋江、卢俊义征伐辽国、田虎、王庆和方腊等，功绩卓著。授武节将军，武胜军承宣使。后因见宋江被害，人身精神无所寄托，又恐刑戮及身，遂与花荣一同自缢于楚州南门外宋江墓前，尸身葬于宋江墓侧。

　　笔者认为，吴用远非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儒，而是一个略通文墨、格局不大的俗儒。何以这样说？因为，身为军师“智多星”吴用所出的一些计策，实在卑鄙，仅以他为梁山招纳人才的手段为例。

　　宋江上了梁山以后，开启了和梁山第一任首领王伦截然相反的用人理念：王伦是不敢让有能力的人上山，宋江是看见谁有本事就想方设法让他上山。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人上山，宋江和吴用想出的手段令人发指。换句话说，不论哪个人只要被宋江和吴用看上，想让他来梁山入伙，这个人就没有不被坑害的。例如：

吴用采用杀死无辜的四岁孩子的手段，逼迫朱仝上山。朱仝由于私放雷横被刺配沧州，知府留他在本府听候使唤。有一天，朱仝抱四岁小衙内去外边玩耍，吴用使计让李逵杀了四岁的小衙内，断了朱仝的归路，朱仝只得上山。用杀死无辜孩子的手段，逼人上山，实在说不过去。

吴用设计让李逵杀人，把责任推卸到柴进身上，使柴进不得不避祸于梁山。柴进是后周皇裔，曾经救助过梁山的许多好汉，日子过得也无忧无虑，加之还有宋太祖赐给他祖上的丹书铁券，根本不需要上梁山。于是，吴用就打发李逵住进柴进庄里。李逵是个走到哪里，绝对把祸患带到哪里的人，吴用就是利用这一点，吩咐李逵去给柴进惹事。所以，李逵一看见殷天赐，拳脚一起上，几下子就把殷天赐打死了，然后自己跑了，把祸水泼给柴进。殷天赐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弟，打死了他，柴进的日子还能好过吗？果然，柴进最后被整得死去活来，终于被梁山众人盼上了山。

　 吴用坑卢俊义这件事更让人气愤。为了让卢俊义上梁山，吴用假扮算命先生，在卢俊义家里题反诗，结果这首反诗被卢俊义的管家李固告发。卢俊义坐牢，差点被官差打死。而这个时候，卢俊义的妻子与李固私通。李固就想设计害死卢俊义，花重金买通狱卒，让狱卒害死卢俊义。卢俊义最后万念俱灰，上了梁山，而他的这般命运都是被吴用设计陷害的。

　　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吴用是“小事真聪明，大事真糊涂”。说来说去，他不过是乡村里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眼界有很大的局限性。吴用从上山到自尽，对朝廷对宋江都缺乏准确的认识。如果说宋江之死是为心中的大宋尽忠的话，那么，吴用的自杀是为心中的大哥尽忠。他根本不是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大儒，也不是庄子那样具有一定独立意识的人。相反，他和古代大多数俗儒一样，充满了人身依附意识，总要寻找一个偶像紧紧地依附，或者皇帝，或者其他级别的主子，不然就活不了。主子死了，他们也不活了，一部中国古代史，差不多是许多人的殉葬史。主子死了，他不跟着去，那就生不如死。吴用属于肉体与精神双双死亡的那类文人。

　　有了吴用这样的人作参照，我们才会进一步体会到海瑞等人的价值。像海瑞这样的儒臣，不可能不讲“忠”，但他不“愚忠”、不盲从。明世宗朱厚熜晚年时不在朝堂处理政务，深居西苑，专心设坛求福。朝廷大臣自杨最、杨爵获罪以后，没有人敢说时政。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位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愚名。听说他上疏之前，知道自己冒犯该死，买好了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明世宗听后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后来明世宗驾崩，外面一般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被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拿来酒菜款待海瑞。海瑞怀疑自己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

　　当然，海瑞的这种“忠”也不是现代理念，但比吴用对宋江的那种人身依附的“忠”略胜一筹。这表明儒家的那套礼教在古代社会被那些境界各异的俗儒、小儒等割舍了，怪不得陈独秀在五四时期说“我打倒的不是孔子，而是那些利用孔子的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