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木立信

姬黎明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以“霸道”之说打动秦孝公而被重用，在秦国推行变法。在新法准备齐全即将颁布时，商鞅担心老百姓不相信，于是派人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大木杆，宣布凡是能将这根木杆搬到北门的，就赏赐十金。开出这么高的赏金，老百姓怀疑有诈，以为是在愚弄他们，没有一个人肯上去扛这根木杆。商鞅当即决定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重赏之下，终于有个人豁了出去，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扛起大木杆大步流星向北门奔去。到了北门，商鞅当即给了这个壮汉五十金，以此表明言而有信、令出如山。当这个壮汉领到五十金时，围观人群才明白这不是一场骗局，欢呼、惊奇、羡慕和悔恨之声交织一起。商鞅随即下令将新法公布下去，从此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变法，为秦国的强大以至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司马迁讲述“徙木立信”故事，是从“令既具”开始，以“卒下令”结尾，旨在表明变法必先立信。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反映了我国诚信文化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个人生活，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崇尚“信”字。与儒家把“信”作为君子人格和君主道德的标准要求不同，法家把“信”看作法律的内在要求和核心价值，把“取信于民”看作推行变法的前提条件，把“明主立信”看作维护统治秩序的高明之术。商鞅认为“国之所以治者有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主张“信赏必罚”，认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并把“有信而无诈”上升为国家的七大安定之术之一。

如何取信于民呢？法家认为关键在于君主以实际行动任法守信。商鞅认为，“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一连用了正反6个故事讲“明主立信”。其中一个故事是“曾子杀彘”。曾参的妻子到集市去，他的儿子跟在后面哭。曾参的妻子对儿子说：“你回去，等我回来给你杀猪吃。”他的妻子刚从集市回来，曾参就要去把猪杀掉。他的妻子制止说：“只不过与小孩子开玩笑。”曾参说：“小孩子不是开玩笑的对象。”于是烹杀了那头猪。韩非子指出：“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杀彘也。”

当“明主立信”与法之“大信”冲突时，又该如何处理？且看戴胄力断伪造履历案。戴胄，唐朝人，唐太宗时期任大理寺少卿。贞观年间，朝廷允许官员自报在隋朝的任职履历，但对谎报者，唐太宗下令：若不自首，一旦查出，判处死罪。后来，有一官员伪造在隋朝的任职履历，被戴胄判处流放。唐太宗对戴胄讲：你这不是存心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这时讲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大意是说，皇上的话不过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而法律是布告天下、取信于民的国家公器。现在将罪犯依法裁判，这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唐太宗听完欣慰地说：“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秦国变法，有商鞅徙木立信；贞观之治，有戴胄犯颜执法。可知政府带头守法诚信，不但能使政府取信于民，也能使民众逐步树立法律之信仰，从而实现法之必行、国之大治。北宋王安石有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