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猛相济

姬守中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22年，子产辅助郑国郑简公、郑定公执政二十余年后，积劳成疾，自知来日不长，就告诫继任者子大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接着子产打了比方，说火很猛烈，人们望而生畏，被火烧死的人很少；但水很柔弱，人们便掉以轻心，淹死的人却很多。数月后，子产去世，子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施行宽柔政策。郑国不久出现了很多盗贼，子大叔后悔地说：如果早听子产的话，就不会到此地步。孔子对此评价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相济”一词最早就出于此。

“宽猛相济”是子产二十余年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子产不毁乡校已成为千古美谈，其实子产在对待舆论上“宽”中有“猛”。人们聚集乡校议论改革，有人劝子产拆毁乡校，而子产不为所动，把“乡人”当作“吾师”，采取“小决使道，闻而药之”的策略，显示了执政者广开言路“宽”的一面；而对于“作丘赋”等改革引发的反对意见和“舆情”，子产予以强硬回应，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显示了执政者坚定推进改革“猛”的一面。子产在整肃大族的过程中“猛”中有“宽”。他认为“安定国家，必大先焉”，对显贵大族分而治之，对“忠俭者”，听从他、亲近他；对“泰侈者”，采取了霹雳手段，依法严惩。如果说“救世”是子产的总目标，那么“宽猛相济”就是子产的施政方针。

“宽猛相济”思想对后世的国家治理政策和刑事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尚书·吕刑》中讲“刑罚世轻世重”。“宽猛相济”要求根据不同形势、条件和对象，采取“宽”或“猛”不同方式。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与法正对是从严治蜀还是宽刑省法，产生了激烈争论。诸葛亮认为，“秦朝法律暴虐，政苛民怨”，汉高祖刘邦施之以宽；而刘璋暗弱，致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必须纠之以猛。“宽猛相济”主要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预防和震慑犯罪。我国东汉文学家、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讲：“赏罚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行。”这不仅发展了法家“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主张，而且比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讲的“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早1500多年。人类与犯罪作斗争的历史越来越表明：“猛”的关键不是刑罚的严酷，而是严明，也就是“必行”。只有一旦犯罪就必定受到刑罚，才能减少人们因有侥幸逃脱心理而犯罪的行为。2005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宽严相济是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这是对“宽猛相济”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之所以说它是基本刑事政策，是因为它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全过程，统领着“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教育、感化和挽救”等具体刑事政策。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宽”“严”都要更加到位，向两极发展，但“宽”不能宽大无边，“严”要严之有度，“宽”和“严”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宽严相济的核心是“济”，就是使“宽”和“严”相辅相成，从而最大程度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犯罪。

成都武侯祠中有一副对联写得好，“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以此作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