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锋

一段变装古代侠客视频，让四川甘孜州文旅局局长刘洪再度“出圈”。视频中，他身着布衣，时而头戴斗笠、手中执剑，时而划竹筏、牵骏马，在当地碧水、绿野、林海中穿行，引来无数网友围观和点赞。说是“再度”，是因为早在去年3月带着意外走红的藏族小伙子丁真在东莞参加活动时，刘洪就因为外表酷似周润发引发关注。此后，他受邀注册了短视频平台账号，不时发布一段与甘孜有关的视频，成为了“网红局长”。

前有策马奔雪的新疆昭苏县前副县长贺娇龙，后有变装侠客刘洪，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干部接连在社交平台“走红”，成功为当地代言。这实际上与互联网的深度普及、社交营销兴起是直接相关的。与传统的广告推广不同，短视频传播不仅门槛低、成本低，而且分发渠道广泛、传播力强，给很多偏远、相对不发达却有丰富旅游、物产资源的地方提供了更经济、便捷的传播手段。像贺娇龙、刘洪这样，只要接受这种方式、愿意出镜，事实证明，的确能够快速提高当地旅游知名度。刘洪称“感觉自己赶上了互联网的末班车”，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旅游宣传推广与时俱进的表现。

也要看到，社交营销的流量至上算法，很多时候暗含了“不走寻常路”的逻辑。要在纷繁众多的平台内容中脱颖而出，客观上需要“卖点”。无论是策马奔雪，还是变装侠客，虽然主角们“牺牲”了身为领导干部的正规形象，却贴合了普通人对美景秘境的古朴想象，因此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

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让人矛盾与纠结的地方。一方面，改变了人们对官员的刻板印象，拉近了与普通网友的距离，带来了明显的新奇感，提升了传播效率；另一方面，也难免在领导干部群体和部分网民眼中形成“另类”印象，被贴上“高调”“自我炒作”等标签。

由此凸显了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这类“网红副县长”“网红局长”的行为边界。刘洪曾表示，“为甘孜旅游代言，我愿意做个‘网红’”；贺娇龙也说，骑马不是为了耍酷，而是为家乡代言。既然初衷是好的，就更要格外避免掺入私利。可以想见，他们在网络上走红后，免不了会有企业、机构的各种邀约，平台上也会有网友的点赞打赏等，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利益关系十分重要。再如，拍视频、搞直播带货，总要耗费时间精力，还要摆正、处理好与日常工作的关系。

二是考核部门如何评价。他们在网络上是“网红”，但回到现实中，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要接受考核部门的评价。诸如当事人给当地是否带来了改变、带来了哪些改变，其工作能力、履职情况如何，需要客观公平的评判，不能因为“另类”“高调”就另眼相看。要体察时代变化，也要仔细分辨公共舆论的褒贬是否“在点上”，看当事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对推动工作、确实给当地发展和群众带来实实在在收益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骑马的副县长、变装的局长更容易成为标签、吸引眼球。然而，既是干部，说到底还是要干事的。群众看的、组织评价的，最关键的依然是干了什么事、怎么干的事。贺娇龙说，“我已经生活在这个显微镜底下，走到哪里别人都会拿放大镜来看我”；刘洪说，“互联网很强大，会把你扒得像个透明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干干净净地为自己的家乡和人生做一些事”。期待每一位“网红副县长”“网红局长”都有这样的初心，保持这样的“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