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我们该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问题之后，东方和西方的先哲们虽然终生没有谋面的机会，却在思考着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问题。孔子的“中庸说”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理论”，不约而同地将人的道德品质以及依据这些品质产生的德行，作为过上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

哲学家所说的美好生活，是人的完善性带来生活的圆满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幸福”。显然，这与大多数人直觉中的“幸福”概念尚有很长一段距离。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美好生活就是在有钱有闲的时候，可以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样的梦想。这样的念头一经产生，所有的美好就被具象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行程安排。特别是在节假日来临前夕，再也没有比这更现实的“美好生活”了。

在常规社会状态下，对于实现了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的人来说，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不会跟个人的德行有何牵连。当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比如当全社会处于某种卫生紧急状态之时，“说走就走”对于个体来说就意味着对自己生命健康的一次风险投资，其他社会成员则成了这种“风险投资”的“赌注”，因为我们无法预知自己的身体究竟处于亚健康状态还是真正的健康状态。对社会环境变化的不自知而一如既往地特立独行，危及的将是所有人的健康安全。这样的任性冒险，显然背离了“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是个体德行缺失造成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写道：“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究竟什么是善，可谓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定论。伦理学家总是喜欢对善这个概念进行抽象，结果往往让善的概念变得晦涩难懂。在我看来，善无非是一种欲望和行动之间的合理协调。当个体的愿望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他的行为就具备了向善的可能；当群体的愿望和行动之间变得协调，社会行为就获得了伦理性。后一种关系的协调，更是现代社会最为需要的，即公众必须懂得自我限制，培养自己的德性。

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具备德性之时，人们的品行和习性所具备的人之德性，让他们不再被自己的欲望奴役，这种状态的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为自己也为所有人在管理自我。如果个体的人缺乏德行，他的我行我素将导致他最终一事无成。这样的人多了，美好生活的愿望将渐行渐远，因为缺少了必要的自我限制，公共健康安全意识的淡薄，将让所有人被卷入风险之中。

传统社会，“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心愿，为此希望在特殊的时刻跟家人团聚，并将这样的团聚作为美好生活的象征。现代社会，流动的人口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淡化了家乡观念，“每逢佳节倍思游”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三年前，这样的风尚得到的道德赞美应该比较多；最近两三年，节制自己的出行欲望，尤其是“远游”欲望，反而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时尚。后一种时尚看起来挺美，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却是苦涩的，因为这样的节制是对人性的一种限制，需要把人的理智、思辨和反思结合起来，塑造一种卫生紧急状态下的临时生活方式。人们会认为，为适应这种新型生活方式而肯于自我节制的人，才是有德行的人，才配享新型生活方式下的美好生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行是人的德性的外在体现，而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它并非人的自然本性，“一切德性通过习惯而生成，通过习惯而毁灭”。卫生紧急状态需要社会秩序临时做出调整，不少人一时无法适应这样的状态并不为奇，关键在于意识到减少到公共场所的次数，减少外出旅行的次数，这样的自我限制，是特定社会时期个体德性的自我要求，按照这种德性遵守社会规范，这是德行的写照。

社会环境是常规还是特殊模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选择，但是，一个真正热爱社会、热爱生活、具有德性的人，必然懂得自我节制的重要性。让节制成为卫生紧急状态下普遍德行，这需要培养新型的社会伦理心态，即每个人在内心不断提醒自己做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并把这样的德行作为行走社会的“通行证”。

向往大自然，渴望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渴望在有闲的时候出去转转或者选择跟自己的亲人团聚，这是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特殊时期，美好生活对社会成员的德行要求体现的是节制的美德。真正的德行，需要调节自己的欲望和外部环境的关系，节制自己的出行欲望是为了未来更好地生活而不是贪图一时的享乐；真正的德行，需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以良好的伦理心态和言行，不因为外出受限制而降低个人的道德品质。

文明即禁忌。当德行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标配的“通行证”，向善的动力将指引我们走向美好的生活。

（作者系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