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立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5起行贿犯罪典型案例，涉及招标投标、医疗药品等中共中央查处行贿重点领域，向社会揭露了不法分子的种种“围猎”伎俩，再次释放“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清晰信号，传递了对贿赂行为零容忍的坚定决心。

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此次两部门发布5起典型案例，一个突出的亮点是，监察机关、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调查、运用书证和证人证言，严密证据体系，持续提高办案能力和规范化水平，查处行贿越来越精准有力，反“围猎”更加虎虎生威。其中一个鲜明的案例是“江西王某某行贿案系零口供案”。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加强协作配合，深入调查、审查并充分运用证据，凭借在案证人证言、企业账目、银行流水等书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最终以零口供定案。

既往的执法司法实践中，为逃避法律追究，行贿受贿双方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的情况时有发生。上述零口供行贿案的取证方式、证明规则对今后各地办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它至少带来了以下两点启示：一是要重视证据，不依赖口供，注重运用特定关系人或者经手贿赂款的证人证言，特别是书证等证据，证明行贿受贿犯罪事实；二是各级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完善衔接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强大合力，不断压缩“围猎”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值得称道的是，这次发布的行贿典型案例，生动凸显了政治、纪法、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有力体现了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内在要求。分析这5起典型案例的特点可见，有的准确把握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和联系，并在案件办理、追赃挽损、生态修复等方面打好“组合拳”。

比如，在办理“山东薛某某行贿、串通投标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加强诉源治理，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公安机关等部门联合开展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有效净化了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环境。又如，在办理“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过程中，检察机关积极督促涉案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促成涉案公司预缴生态修复金200万元，并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开展生态损害修复，等等。典型案例是指导办案的鲜活“教科书”，指引着各级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理念，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努力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

行贿典型案例是宝贵的“提醒钟”——它提醒并激励各部门和单位积极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廉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崇法修德，筑牢反“围猎”思想防线。同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坚决遏制歪风邪气。更重要的是，坚持“织网”与“亮剑”并举，“筑堤”与“清淤”同行，以典型案例为鉴，举一反三，从规范权力运行着手，找准廉政风险排查防控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扎紧制度“篱笆”，斩断“围猎”利益链，推动党风政风行风持续好转，营造更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典型案例是最好的“清醒剂”。国家监委、最高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也给一些心存侥幸的人再次敲响警钟：正风反腐越来越严，“围猎者”终将作茧自缚。触碰法律红线，逾越诚信底线，必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