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８月１９日，中国医师节又到了。医师，在今天是指受过高等医学教育或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员，也就是医生；在古代，医师则是执掌医务的官职。

《周礼·天官·医师》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对这段文字，前人有过阐释：前两句是说医师一方面“掌众医疗治齐和之政及命令”，另一方面“委人及山虞、泽虞等敛聚（毒药），入之医师，储以待用也”。这里的毒药，当然不是潘金莲给武大郎吃了致其毙命的那种，而是药之“气性酷烈之谓”，且“药之物恒多毒”。彼时医非分科，然有疾医、疡医、食医、兽医之别，“医各有能”，医师来负责调配。这样来看，医师的职能不是趋近管理吗？

今天的医生，在典籍中有诸多称谓，医人、医工、医士、医家，医术极精的则是医王。而从前的医生却是学生，从官学中学医肄业的学生。《元典章·礼部五·医学》云：“各处有司广设学校，为医师者，命一通晓经书良医主之，集后进医生讲习《素问》《难经》、仲景、叔和脉诀之类。”前人早已认识到了医的专业性和重要性。宋人刘斧云：“夫医之为道，尤难于他术，从来久矣。方其疾也，虽金玉满堂，子弟骨肉环围，莫能为计，必得良医以起之。即医之为功非小焉，主执人之性命者也。此所以良医患少，而庸医患多也。”清人冯班显得偏激：“君子不可不知医。不知，则为庸医所欺，害至于杀身。读农、黄之书，操生死之权，或以为贱业，何哉？但不精，亦误人，学之须审耳。”北宋二程更把知医与否上升到了慈孝与否的高度：“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

必须承认，庸医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过在前人眼中，未必医术不佳的才是庸医，医术高但心肠坏了的同样包括在内。张师正《括异志》云，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屯田郎中张景晟“奉朝请于京师，忽疡生于手，痛不可忍”，御医仇鼎“专治创痏，呼视之，遂取少药傅其上”，然张郎中“既而苦楚尤甚”，至于“痛不能已，数日而卒”。临死前他诅咒说：“仇鼎杀我，必诉于阴府，不汝致也！”果然，一个月后，“仇坐药肆中，见二人，一衣绯一衣绿，入鼎家，手持符檄”，所谓二人实则二鬼来捉他了。仇鼎辩解：“张郎中病疽而死，何预我事。”来鬼不管那么多，只是“奉命相逮”。仇鼎哀求，二鬼答应再给他３天，但要“记之而去”，就是在他膝下盖了个印，然“所印之处即肿溃，创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后三日而死”。张师正说，仇鼎知道张家有钱，“欲先以毒药溃其创，然后加良药愈之，以邀重赂，遂至不救”。在他看来，这种许多庸医的惯常手法，“倘尽若张君之显报，则小人之心庶几乎革矣！”

前人笔下的这些志怪故事，尽管时间、地点、人物十分明确，仍然可认为是臆想，目的在于恫吓若干医生隐藏着的小人之心。但知医，终究是件十分专业的事情。《礼记·曲礼下》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历来见解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谓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还有观点认为指３部医学著作：黄帝《针灸》，神农《本草》和素女或夫子《脉诀》。清人孙希旦认为，这是说“医者之用药也，其效可以愈病，其误足以杀人”，因而“医不三世，则于其业或未必精，故不服其药”。沈括觉得即使读了这３部也不够：“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

有意思的是，《周礼》中对医师的考核办法，即所谓医官之官计，年底的时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按照贾公彦的解释，就是你一年来治的病，“有愈有不愈，并有案记，今岁终总考计之”。具体标准呢？“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十失其五的，大概要吊销资格了。食禄分出五等，旨在使“功适中者守本禄，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损之，欲勉励医者”。这个考核办法对今天不知有没有借鉴意义。

同样是医者，《千金方》划分出了三个层次：“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山大学北校区门楣上有副对联，“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乃戴季陶１９２７年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所拟，想来正从此中化成。医国之医，显见已非医生之医。范仲淹的良相良医说，阐述更加具体。

《能改斋漫录》云，范仲淹未显达时，“尝诣灵祠求祷”，问自己将来能不能得到相位；如果不行，则“愿为良医”。结果对面应该是泥菩萨吧，先后来了个“不许”“亦不许”，也不知是怎么明确的。仲淹乃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的志愿是，要么当良相，要么当良医。有人很看低良医：“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仲淹不同意：“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他进一步阐发道：“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良相与良医，无疑在任何时候都深受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