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新冠疫情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其对就业的冲击尤其显著。相对城镇人口，农民工的失业率更高，有报道显示，外出农民工二次返乡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人。

这是可以预见的。事实上，2020年农民工失业率上升、农民家庭收入下降已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比例可能比预期要大。比如说，1000万这个数据指的是外出农民工的失业状况，实际上我国约2.9亿农民工中，还有约1.2亿本地农民工，他们同样面临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工资水平下降等问题。而且随着全球疫情持续扩散，危及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

如何理性看待农民工进城后因失业造成的二次返乡？其中是否隐含着巨大的民生和社会风险？实际上并不必然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失业，很多人担心引发社会危机，实际上平稳度过。2020年因疫情导致的农民工失业同样不会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弹性结构没有变，农村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仍然有流动空间。

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现阶段很多农民工的就业是非正规就业，就业本身不稳定，他们的户籍身份和身份认同是“农民”，失业和就业时常交替，可以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对于年轻人，失业意味着在家里多等待一段时间，对于中老年人，则相当于提前返乡。

第二，农村是十分稳定的。农民工失业后返乡是农民工化解危机的一种重要策略，本身不是危机。农民工一般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农村有承包地、有自建的住房、还有小块种菜的自留地，他们返乡后获得稳定的生计，促成了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

第三，农民家庭一般注重储蓄，以应对建房、婚丧、教育等大额开支需求。过去十多年农民工收入不断提高，然而消费基本保持农村标准。面对规模性失业，农民的承受能力比城镇人口强。这是农民应对危机的底子。

因此，不必对农民工规模性失业及收入下降问题过于焦虑。从底线思维出发，当务之急是通过稳定的“三农”政策稳住农业和农村，让失业回乡的农民工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一个可行的建议是通过资源下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为在村农民度过危机提供稳定的预期。对于一些因疫情、失业而返贫的家庭，建议强化扶贫兜底政策的救济功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从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这一客观现实出发，安排大规模财政资金以现金补贴低收入家庭的建议并不可行，农民家庭依靠农村资源及储蓄是可以度过当前危机的。对于一些地区借乡村振兴，推进农民上楼、消灭村庄的政策，要及时制止，因为那无异于在疫情冲击下拔掉农民的根。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