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全

法律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对于住房供给长期不充分所导致的炒房投机行为的遏制而言，相比之下，立法保障住房则有着政策依赖不可比拟的优势。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3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有38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在4个一线城市中，深圳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最高。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5月13日《法制日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商品住宅销售遭受重创，交易量大幅萎缩。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趋好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因疫情被压抑的住房需求逐步释放，不少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节节攀升。可以预见，伴随市场的回暖，房价在后疫情时期还有继续上升的可能。这对各地能否坚守住“房住不炒”的房市调控政策，无疑压力巨大。

近年来，我国房价上涨过快，并引发了炒房的投机热潮。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并要求各地必须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下，全国各地都出台了严格的限购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遏制炒房投机、稳定房价的预期效果。

然而，从客观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城镇的住房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真正落实好“房住不炒”的房市调控目标，仅靠严格的限购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严格的限购政策能在短期内对炒房投机行为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房价上涨的问题。对此，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在严格限购的同时，还应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住房，才是上策。此语可谓一语中的，切中了房市调控问题的要害。

法律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对于住房供给长期不充分所导致的炒房投机行为的遏制而言，相比之下，立法保障住房则有着政策依赖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有了立法对住房供应的保障，即可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倒逼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入，确保城镇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有较为充足的住房供应，从而以法律的兜底促使住房的供求保持基本平衡。住房供求的基本平衡，对炒房投机行为的遏制更具有釜底抽薪的“疗效”，必能从源头上有效压缩其生存的空间，促进房价回归正常的市场定位。

另一方面，立法保障住房，也可以让公众对房价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不会轻易作出跟风抢购的非理性选择。一旦这种市场预期心理形成了常态，消费者即便面对房价一时的上涨，也能对此作出正确判断和理性选择，从而有效避免“房价越涨消费者越是跟进购买”的恶性循环，导致房价的人为抬高。

更为重要的是，立法保障住房，能在最大程度上加重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避免地方政府对房市调控产生政策依赖，不断加码调控手段，而不去考虑供求关系和加大市场供给。有了法律责任的压力，地方政府必然会主动在增加商品房和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方面更加主动积极地作为，以此确保住房的供求关系始终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从而有效促进房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法者，治之端也。面对“房住不炒”调控目标稍有不慎即可前功尽弃的严峻形势，加快住房保障的立法步伐，显然势在必行。值得期待的是，在《国务院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已明确要围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制定城镇住房保障条例、住房租赁条例。相关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住房保障立法，从源头上为落实好“房住不炒”调控目标、遏制房价上涨奠定坚实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