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友

疫情之下，不少国家更为迫切地谋求制造业回流本国。美国、日本还有部分欧洲国家疫情期间均表示要制定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的相关政策。客观而言，受规模如此之大的疫情冲击，原有的产业链全球分工布局势必会发生某些调整。特别是部分国家借疫情把医疗和药品相关行业部分迁回国内，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总体来说，短期内制造业回流他国不会大规模出现。跨国公司不会为了部分国家所提出的区区搬迁费用或者税收减免而大规模搬离中国。这不是明智的选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上周也表示，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没有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情况。

然而，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于制造业的信心，更多的是对于存量制造业继续留在国内的信心。对于后疫情时代全球制造业新增投资的新动向，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

一是 “再国家化”思潮下政府对于市场的普遍性干涉。几乎在所有国家，疫情都扩大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即使以往较少介入市场的政府，为了抗击新冠疫情，也提升了自己塑造经济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无论是从面对疫情的应激性本能出发，还是从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的政治考虑出发，这些政府会对市场主体施加压力，迫使相关企业加大对本国投资。

二是跨国公司自身主动从产业链供应安全角度所进行的风险分散化决策。疫情干扰了正常的产业链运转，原本供需顺畅的产业链被迫中断。跨国公司在后疫情时代布局投资时，将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分散问题，避免生产集中在单个国家可能面临的过大风险。受疫情影响，中美贸易战期间所形成的“中国+X”的投资模式会进一步强化。

三是美国刺激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叠加效应。美国最近两届政府不断推出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的税收、财政和金融政策。迄今效果确实不够明显，制造业回流乏善可陈。问题在于，美国政府似乎无视限制政策效果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仍不断执意累积各种政策措施。在对华输美产品关税并未取消的情况下，又借助疫情推出新政策。因此，不能排除持续数年强行的政策因素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可以预计，疫情之后各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全球制造业竞争。一些国家意图更为明显，投入资源会更多，手段也可能更为凌厉。从现有的产业集群和市场规模看，中国原有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不会丧失，制造业规模还会保持。但是，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要重视全球产业链格局可能发生的重大调整。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中国尤其要防范两种可能性。

一是欧美日联手塑造全球产业链的战略协同。欧美日所拥有的跨国公司占全球多数。如果欧美日三方从战略上联手协调全球产业链分工，将会对制造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即使目标不尽一致，欧美日或者数个发达国家联手也会给市场传递不良信号，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

二是美国等国的“中段分流、高端掐尖”的竞争策略。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仍然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美国很清楚这一点。于是，美国通过关税征收等手段试图把中端制造业挤压至国外。同时，美国盯住先进和新兴制造业，对内向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给予各种资金和政策的扶植，对华不断打击华为等高科技公司，以期在高端制造业上形成对华优势。

对于全球产业链发展的新变局，中国要有底线思维，既要看到有利于我的各种条件，也要研判不利于我的新增情况。要积极化解动摇我产业链的制约因素，确保产业链的格局稳定，立足于国内市场，抓住制造业升级的趋势，稳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关键影响力。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