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珂

作为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还是在《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中国务院对广州的城市定位里，抑或是在日前，《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通知》中，都体现了对广州提升对外开放服务能力的要求。

相比北京、上海等政经中心，广州拥有更多的来自非欧美国家的外籍常住人口，而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广州的外籍常住人口主要来源。对此，广州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需要一大批真正了解这些国家文化、国情及法律的专才，其中首先要过“语言关”。随着对外贸易加深，对城市经济体来说，语言能力十分重要。比如，广州海事法院以中、英、葡萄牙语三语种发布《广州海事法院2017年度审判情况通报》（即《海事审判白皮书》），涉及到诉讼权利、货物运输、船舶买卖、船员权益、执行异议、海洋环境及海事行政等方面的诉讼等内容。这不仅需要专业的语言翻译，更需要精准到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这就凸显了城市语言规划的必要性。

城市语言规划能力不仅是软实力，而且日益成为助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保障社会安定团结的关键要素之一。同时，社会发展与日常管理对语言使用和服务不断提出新要求。广州外籍人口众多，在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组成较为丰富的个体行为差异的社会共同体，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语言服务体系和语言应急援助机制。

一方面要提升语言人才储备。城市的语言能力不仅体现在市民的语言能力上，也体现在拥有专门语言知识与能力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上。社会分工的变化及区域人种的多元使得专门语言人才需求日益广泛，既涵盖了翻译、编辑、社交电商平台人员、商务代办等领域的语言应用人才，也包括了语言教学和研究人才，还包括了从事语料库建设等范畴的可服务于城市公共语言景观资源开发的人才。此外，要注重多语种的培养与储备。如今，多语种、多类型、高技能的语言人才已成为大多数经济体语言规划的焦点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多样性的客观事实需要广州大力建设多元化的语种资源。

另一方面要提高国别语种安全能力。由于我国语言规划起步较晚，在借鉴国外语言规划经验，开展基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的战略性语种规划工作方面有待提高，而这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攸关。在广州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伴随着与相关国家交往的增多及各种外籍人群的到来，存在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伴相生，例如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犯罪等非常规事件。而恰当的语种规划布局在防范、规避、预警及保障社会安全问题方面，特别是在阻止和化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行为过程中，都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

城市语言规划有助于拓展广州本体的国际视野与培养在广州外籍人员的中国视角，及讲好他们的中国广州故事。有理由相信，当有更多的既能为广州地方经济建设、科技人文领域提供语言服务，又能从事广州国际交往建设专门领域事务的劳动者汇聚广州时，岭南名城将更有条件成为世界名城。

（作者系广州航海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