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春节就要到了，单位里集结各部门的书画高手，例牌进行书写“福”字活动。到场员工尽可向高手们提出要求，你来我往，其乐融融。

福者，幸福、福气也。《书》有“洪范九畴”，其九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就是说，凡富贵寿考、康健安宁、吉庆如意、全被圆满皆谓之福。尤其过年时节，在门上贴个“福”字，是汉民族的一项民俗，寄托着对新年的美好期冀。《梦粱录》云，宋朝除夕之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有人认为，其中的“贴春牌”就是贴“福”字。

《扬州画舫录》云，扬州太守高承爵，为“民人爱慕，每岁暮，乡民求书福字以为瑞”。有一年，有个百姓先前得到了他的一个“福”字，不大满意，请他再写一次。高承爵仔细看了后承认：“书此字时，笔不好耳。”官员与百姓如此不见外，很长时间都在当地传为美谈。

浏览所见，清朝特别注意书“福”，皇帝也亲笔上阵，被视为承平时宫禁的一件盛事。赐大臣“福”字，更成为一种政治待遇。

《郎潜纪闻二笔》“年终赐福”条云：“列圣每于年终御书‘福’字，赐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两书房者。”如果“兼赐‘福’、‘寿’字”，那就是额外开恩了；如果“召入亲瞻御书，即时受赏者”，那待遇就尤其不得了了。又云每到腊月初一，“圣驾在重华宫，以康熙年间赐福苍生，笔书‘福’字斗方十幅，则用以张贴宫庭，从不颁赐臣下”。而“道光三年，宣宗御此笔，于十幅外别书‘福’字一幅，交总管太监梁宝，传旨赏协办大学士英和，实出非常恩遇”。加赐“寿”字，有种说法亦是道光初年才有。另，“蒋文肃之恩遇”条云：蒋廷锡还是庶吉士的时候，“即蒙圣祖赐第西华门右”，御题匾曰“揖翠堂”；雍正时，“复赐新第于得胜门”。年终赏大臣“福”字皆用红笺，有年因为蒋母曹夫人服未除，还“特书金笺‘福’字以赐”。

《榆巢杂识》“甘汝来受知遇”条云：甘汝来“以吏部主事蒙宪皇帝特旨擢广西太平府知府”，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进宫请训。“是日，上赐九卿‘福’字，随同九卿传进”，都赐完了，雍正把甘汝来叫到案前，连书两个“福”字，“谕令带赐粤西总督、提督各一”，然后又写了一个专赐甘汝来，甘汝来受宠若惊：“外吏小臣，何敢蒙赐宸翰。”雍正大笑曰：“怎么说是小臣？做官只论好歹，不问大小。尔若做得好，即日就是大臣了。”雍正这番借题发挥，应该是说给九卿们听的，不管其用意如何，这句“做官只论好歹，不问大小”，咀嚼起来颇有意味。

《啸亭续录》“赐福字”条亦云：“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腊月初一）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第二天，“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中，“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云”。

既为待遇，凡是得到御赐“福”字的大臣，无不珍之重之。且看王际华和毕沅的做法。

王际华，乾隆十年（1745）探花，历任工、刑、兵、户、吏各部侍郎，以及礼部尚书。《郎潜纪闻初笔》“二十四福堂”条云，王际华“赐第在护国寺西”，他在中央干了24年，每年除夕蒙赐一个“福”字，总共有24个。他把这些“福”字全部挂出来，室名“二十四福堂”。因为全都挂满了，“外无余地”，儿子问“此后拜赐，何以置之？”他说“别置一轩，名曰余福”。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语竟不遂”。

毕沅，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官至河南巡抚、湖广总督，代表作《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即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构成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履园丛话》“灵岩山馆”条云，毕沅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给自己建了养老之所，“营造之工，亭台之胜，凡四五载而始成”。别的设施且不说它，单说“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楼下刻纪恩诗及谢表稿，凡八石”，御笔自然出自乾隆皇帝。

国人祈福，出自趋利避害的本能。不过，老子很早就对此泼了冷水。《道德经》五十八章有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提醒：“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这句话经前人引述，产生了不同版本，最常见的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无论版本如何吧，它阐述的是福与祸的辩证关系，二者并不绝对，而是相互依存，可以互相转化，谁知道最终什么样呢？也就是说，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如毕沅，建房子的时候那么大张旗鼓，身后却被抄家、被革世职，灵岩山馆也落得“日渐颓圮，苍苔满径”。所以如此，一种说法认为受了和珅案的牵连，和珅40岁生日的时候，他曾以诗献媚。这种情形，一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闵子马所云：“福祸无门，唯人所召。”福祸本身没有定数，皆为人所自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