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

首先，《攀登者》创作团队是以一种攀登者的精神来拍摄影片的。编剧阿来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定位和要求——要写出人物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而这种创作追求也贯穿在《攀登者》剧本创作的全过程中。影片的文学基础、人物性格的饱满、为国攀登精神的呈现，整体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艺术水平，让影片表达的精神、思想、情感实现了有效传递，与观众建立起了“共同体美学”。

《攀登者》的特效制作也体现了中国电影“重工业”的水平，作为中国重工业电影的产品，它的特效、制作、类型化叙事，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更重要的是，影片不仅“见山”，也“见人”。电影无论在人物塑造上、在文学力量体现上、在类型化叙事、在特效表达上，已经能够在相对有限和节奏快的空间下让每个人物都活起来，产生出一种性格的力量，实现了高峰文艺作品应该具有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攀登者》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化叙事”间实现了平衡，同时注入了“类型化叙事”，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如何在“国家叙事”与“类型叙事”以及视听特效和视听奇观方面寻找到“最大公约数”，一方面满足“国家叙事”的深层次要求，另一方面又将类型化叙事及其视听特效发挥到极致，《攀登者》既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也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作者系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