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研

据媒体报道，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市民苏晗（化名）为了给在国外工作的儿子开出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跑居委会3趟、派出所3趟、街道办事处1趟，接打市长热线电话11通，在居住小区微信群内吐槽多次，拖了50天，才最终办下来。

不光是来来回回数次，当被告知需要本人前往办理，当事人儿子还从国外返回，结果上了飞往国内的飞机，石家庄市长热线工作人员通知她“不必本人到场，可以委托办理”。其间的扯皮过程，令旁观者看着也颇感心累：一会儿居委会说不在小区居住无法开具，一会儿派出所说没有居住证就无法开具证明，最后经反反复复协调，拿着介绍信与委托书，“不到10分钟，就开出了儿子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无犯罪记录证明该不该开，其实也颇难说清。如有媒体指出，2015年8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微曾发文明确“18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就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强调“无犯罪记录……应由需要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到公安派出所给予出具证明，对个人一律不予出具”。说明可以对单位出具，对个人不出具。

2016年8月公安部等12部门出台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规定：“公民因办理出国（境）事务需要，可以申请查询本人有无犯罪记录。”“可以申请查询”与“可以开具”，仍有模糊之处。

从数据本身来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共享其实已不成问题。现在，互联网数据收集程度的广泛，其使用的便捷性，足以支持“不到10分钟就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那么为何还是出现了拖了50天、往返两万公里才办理的一幕？

从细节可以看出，大概是机制衔接上出了状况，开这个证明超出了规定框架之外。如市长热线的工作人员回复称，他们协调了桥西区政府和石家庄市公安局，但居住证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还是无法开具。到底卡在哪儿，目前不得而知。

这也提出了一个共性问题，即我们要以何种姿态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收集不可谓不广泛，个体的详细信息，不过动动手指即可知晓，然而依旧纠结至此。可见，数据收集，是个技术问题；数据使用，却是个价值问题。即这么多信息，到底收集来作何用？是不是以人为本，方便了民众？个体的相关信息，个体能不能最广泛地知悉？

同时，大数据时代天然与一些过去的思路相悖，如“以证管人”等。在上述案例中，可见居住证一度成为无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梗阻。大数据的存在，恰恰是在抹平不必要的证明流程，让数据自证民众的个人信息。当方法还是旧的，那么再多的数据，也只能为旧方法服务，矮化大数据的意义与功效。可见，具备现代性色彩的大数据时代，也必然需要现代化的思路理念，才能保证工具与价值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