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新伟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12月制造业PMI指数在荣枯线以下，海关总署公布的同期我国进出口数据也不及前值及市场预期。从2018年整体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出现投资和消费双双放缓的情形。展望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仍不容忽视。为阻击和减缓下行压力，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与挑战，需要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

2018年7月、10月和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涉及工作部署内容中，分别首次提出要求做好“六稳”、强调做好“六稳”和进一步做好“六稳”。可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已成为近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中央政府积极出台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旨在强化对经济逆周期调节，主动应对下行压力，为国内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争取必要时间。但是，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发挥存在时滞效应，相比顺周期政策，全面显现效果需要更多时间。

正确理解逆周期调节宏观政策的时滞，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重要构成因素。

第一，宏观政策在行政体系内部传导的时滞。中央确定宏观政策方向和主基调后，需各有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出台具体工作落实指导意见或实施细则，否则这些政策难以发挥实际效果。可以说，行政体系自上而下执行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宏观政策在行政体系内部传导时滞的长短。要特别注意的是，传导政策时行政部门既不能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以彰显执行中央政策的坚决态度；也不能轻描淡写地“切一刀”，来勉强应付上级部门督查、敷衍了事。与宏观政策在行政体系内传导有关的各级政府部门或机构，要真正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中央政策意图，要将其与本部门、本条线或本地区的具体实际密切联系，充分兼顾宏观政策在行政体系内传导的时间效率和实际效果。

第二，微观经济主体根据政策变化调整经济行为的时滞。宏观政策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调整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微观经济主体根据新出台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进行经济利益充分权衡，然后自主做出理性经济选择，这需要一段时间。为缩短时滞，一方面应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各种资讯平台加强政策的社会宣导，让微观经济主体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政策意图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应避免政策摇摆过大，只有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让微观经济主体建立稳定预期，树立对未来的信心，从而理性选择逆周期经济行为。此外，政策制定者还要格外关注偶发因素对微观经济主体信心的影响，及时做出政策微调预调。

第三，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良性互动循环的时滞。如果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会产生相互掣肘，落入低效率陷阱。金融与实体经济建立良性互动循环，同样需要时间。例如，近一年多来，金融监管部门采取多次全面降准、定向降准以及调整普惠金融考核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样需要一定时间，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才能积极互动、建立信用关系，从而达到政策预期。

总之，认清上述三个主要时滞因素，正确理解宏观政策逆周期时滞的主要构成，有助于降低决策者对宏观政策效果的误判，避免更多同质化政策过度叠加，导致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有助于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合理经济预期，增加投资和消费信心，为今年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积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