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富

近年来，“车闹”此起彼伏，成为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现行法律法规对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惩罚还不到位，亟待完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1月19日发布的大数据显示，“车闹”事件呈现许多特点：第一，“车闹”频发，不少已升级为刑事案件。大数据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共计223件。从纠纷起因来看，多为车费、上下车地点等小事，合计占比近6成。第二，超半数冲突发生在行车过程中。大数据显示，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中，88．79％的案件发生在运营过程中，54．51％的案件发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在公交车行驶中司乘冲突刑事案件部分，46．40％的案件公交车司机主动采取了紧急停车措施应对冲突。第三，近三成乘客有抢夺车辆操纵装置情况。第四，八成案件造成了重大不良后果。大数据还显示，面对纠纷，约三成案件的司机选择了避让，仅约一成案件有其他乘客出面制止司乘冲突的情形。超五成案件出现车辆撞击其他车辆、行人、道旁物体或剧烈摇晃等危险情况，仅20％的案件未造成重大不良后果。

大数据反映出来的“车闹”悲剧形成原因，发人深省。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尽快抓紧抓好：

一是现行法律法规对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惩罚不够，亟待完善相关法律。现实生活中，一方面，乘客抢夺方向盘或者和司机发生争执的行为，着实威胁着其他乘客以及车辆外人群的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是一个轻罪，起刑即为三年，最高可处死刑——刑法规定该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虽然该罪属于行为犯，即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可定罪，《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一、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第（一）项规定了7种从重处罚的严重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实施上述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但是，除此以外，把乘客和公交司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他一些争执，上升到放火、决水、爆炸这种危险程度，有时难免显失合理公正。所以，对于实施上述7种从重处罚行为以外的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乘客，法院以往以适用缓刑为主，震慑作用难免不足。况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重罪，其特点是犯罪的行为手段和危害结果具有不可控性，但在车闹的案例中，手段上是否可控这一点还存在争论，因此，并不是所有“车闹”都适用于该罪名。笔者认为有必要完善制度、健全法律，针对乘客此类行为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纳入其中，量刑可参考危险驾驶罪。

二是规范司法标准，依法惩处违法行为。有时，违法情节、后果、悔过情况等事实基本相似的车闹案件，其结果处理却差异很大。对此，笔者建议出台相关规定，一方面，规范司法标准，依法惩处违法行为，做到依法司法，惩教结合，注重教育，不枉不纵，维护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全国出行征信系统，把乘客的各种不安全行为列入个人征信记录，将有过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的乘客列为失信人物，通过限乘、禁乘等措施对相关乘客予以规制，起到警示作用。

三是针对一些公民的守法守规意识不足，需要加大宣传教育和引导的力度。在对重庆市万州区公交车坠江事件的评论中，仍有少数网友认为，乘客坐过了站要走好长时间，而司机就是踩一脚刹车的事，为什么不能停一下？这说明一些公民的规则意识还很淡薄，假如再遇到类似情况，持这种观点的人未必不会做出与乘客刘某同样的举动。因此，除了在法律层面上加大对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行为的惩处力度外，还有必要从道德层面对此类行为加以批评和教育引导。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道：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相关部门应引导群众提高个人修养、遵守乘车基本规范，加大对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行为的批评和教育引导的力度，使人们清楚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是严重违法的行为，知道其对他人和自己的严重后果，合力扭转当前社会存在的危害公众安全和损坏社会风气的行为，让此类悲剧不再发生。应当通过教育引导和奖励，促进社会形成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良好风气。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是导致司乘冲突事态激化到不可收拾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车闹”事件一再告诫我们：在一个不尊重规则的社会，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宣传教育和奖励，鼓励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增加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与邪恶现象做斗争的勇气，促进社会重新回归道德和理性，形成崇德重礼、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