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年代的忙碌与平静
———抗战后方一位律师的生活
李在全
以前，我喜欢看传记作品，后来发现传记包含着很多局外人的解读和阐发，“添油加醋”的成份很大。近年来，逐渐喜欢阅读日记、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因为它们多半是历史当事人自我生命历程与内心感受的记述，颇有“现身说法”之感。前不久，我阅读了一位集法律人、佛教徒(居士)、社会活动者等多元角色于一身的人物的回忆录(《谢铸陈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在该回忆录中，作者以平和的语调，记述了他的生命史和心路历程。
谢铸陈(1883-1960)，即谢健(字铸陈)，祖籍四川荣昌，出生于贵州贵阳。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并初涉新学。光绪三十年(1904)负笈扶桑，主攻法政，凡六年。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法政教员、司法官等职。北洋政府时期，谢健先后任司法官、律师、县知事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谢健在国民政府文官处、司法行政部和考试院任职。1938年为参政员，不久即重操律师业务，1949年去台湾，继续执业律师，1960年病逝于台南。《谢铸陈回忆录》是谢健口述，由其友人笔记、整理、校订而成。在谢健看来，写回忆录的目的是为后人留下史料，“藉以充稗官野史之资料，供世人茶余酒后之谈助”。从回忆录中，我们可以阅读到很多信息，但在此我无意一一叙述，仅择取其中颇具趣味的“片断”———抗战时期在重庆等地担任律师的一段生活———以讲述“故事”的形式与读者诸君同飨。
抗战爆发后，谢健迁居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经常遭受日机的轰炸，谢健的住所几经迁移，到1940年秋，迁居至重庆附近的仁厚场。仁厚场虽然荒僻，但因为抗战时期的重庆实验法院疏散于此，谢健因律务关系居住在此，一住便是四五年，平稳度过了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谢健曾感慨道：“这对我家而言，真是既‘仁’且‘厚’了”。
谢健全家人租住在桂花坪一户赵姓人家的房子里，那里离仁厚场街上不远，大约十多分钟的路程，房子很大，房主是一对老夫妇，至于为何租住于此，缘于一桩“无因管理”式的官司。谢健的一位友人，为躲避警报曾向赵姓人家租过一间房子暂住，一次碰面时候，无意中和谢健谈起赵家的事情：房主老夫妇本来家境还算殷实，有若干田地，但儿子抽鸦片，经不起这败家子的折腾，全押给当地一户人家，无法收回，一直过着穷苦伶仃的日子。谢健与赵家二老并不相识，凭旁人一席话，动了恻隐之心，加之一股豪气，便自愿替赵家打官司，设法将田地收回。老夫妇听了，很感激，但又愁没钱支付律师费，当时谢健经济状况尚好，不在乎这一点钱，干脆来个免费，义务帮助赵家打官司。这场官司以和解终结，谢健为赵家争回一半田地，老两口感激得不得了，等到听说谢健要搬到仁厚场，就让出一半房屋给他。一半房屋，共四个大房间，一个大客厅，和一条长走廊，抗战期间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谢健甚感满足，感叹曰：“已经很不错”了。进住后，主客相处颇为融洽，房租自然公道，抗战中后期物价虽然节节上涨，但老两口从来不提加租，倒是一直由谢健主动将租金按照时价逐渐增高。
律务情况方面，谢健感到民国三十年(1941)后，“律务渐冗”，他经常白天出庭，深夜撰稿，除卧病休息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谢健原先尚有闲暇读书、写札记的习惯，自那时候起，便渐渐荒废了。仁厚场事务所，只是谢健执业处所之一，在重庆市区南京商场，他还挂有律师牌子，加之一些应酬，都使他无法蛰居仁厚场一隅之地。总体而言，冬春两季，重庆空袭不紧张的时候，谢健便留在重庆，夏秋警报多时，就到仁厚场暂避。
通过律务活动，谢健了解到了当地的权势布局和风土民情，他回忆说：“四川的下层社会，脱离不了袍哥势力，当地的龙头大爷，对于介绍诉讼案件，也插一手，难免有包揽情事，黑幕自然更多。但在四川乡下当律师，非常受人尊敬。当事人来请托时，总是进门先送礼，母鸡一双，杂糖一包，最少免不了。开庭之日，先替律师叫好滑竿，当事人在轿前带路，到了法院，连我的听差小何，也由当事人在法院附近茶馆中，泡上一碗茶安顿好，再随我出庭。人情味儿十足。不像在都市执业，完全生意经。”当时的律师很敬业，在法庭辩论时，“只听见雄辩滔滔，满口四川话，绝无冷场。明明输官司，也要从豆腐里找出骨头来，滥缠一气，辩论到底。胜诉一方面的律师，自然话更多，末了，说不定加上一点四川特有的土幽默，让对方律师，甚或庭上的推事，哭笑不得。”
仁厚场的律师很受当地人尊敬，实际生活也过得不错，相比之下，法官的生活就有些凄惨了。在那里，曾有这样的故事，当地法院的法官，在田塍上走，迎面一位律师坐了轿子冲过来，竟然把法官挤落到水田里。谢健对这故事曾叹曰：“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事件虽小，含义却大，中国司法界何以不振，由来已久，待遇微薄，实为原因之一。法官落水，由小可以见大。”
法官与律师，同为法律职业者，然而他们的收入与待遇差别很大，“律师的轿子把法官挤落到水田里”，可为之写照。由于待遇很低，造成一些司法人才的流失，而人才的流失，又加剧了司法不良，颇成恶性循环之势。
在这段律师生涯中，有一桩让谢健无法忘怀的“人情”官司。一位同业律师，是谢健早年的学生，此人素行不端，平时谢健与之也甚少往来，后此人因烟毒受累，求援于谢健，谢时任全国律师公会理事长，出于各种人情、关系的考虑，谢健除答应亲自为此人出庭外，还从重庆邀了几位当时鼎鼎大名的律师，到仁厚场助阵，此案结果胜诉。司法诉讼往往纠缠于法律与人情之间，很多情况下，“人情”压倒了“事实”与“法律”。公平、正义本是司法的精神内核，但那是一种理念的表述，实践中往往夹杂着很多非公正的因素。作为颇有良知的律师，晚年的谢健对此仍无法释怀，云：“这是我在仁厚场最不愿办而又尽力去办的唯一案子。”
历史亲历者记述的“历史”，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