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财“我们有活儿一起干”

　　□本报记者 李明思

　　青岛，傍晚。张永财刚下飞机，匆匆忙忙行进在路上。作为香港律师会内地委员会副主席、的近律师行中国业务合伙人，他经常奔波于香港和辽阔的中国内陆大地。繁忙的工作让他将时间蛋糕切成了三块，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内地，三分之一在香港总部。

　　他记不清楚多少次的往返，只为了回家。那里，香港一如既往平静等待。

　　CEPA开放促进法务市场繁荣

　　CEPA补充协议四的签署，可谓是中央政府送给特区成立十年大礼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成为CEPA签署以来，政策开放幅度最大的一次。CEPA作为中国国家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香港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2003年，内地与香港正式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此后三年分别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在服务贸易领域，内地对香港在法律、金融等方面，实施了开放的措施。

　　张永财强调,CEPA始终以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既体现了内地对香港经济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又兼顾到了两地经济发展的不同要求，中国向境外开放法律市场已有10余年。据香港律师会统计，目前已有70家香港律师事务所获准在中国境内执业，提供涉外、涉港法律服务。作为一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本土律师行，的近律师行第四个年度获得了《PLC名人录白皮书》(前称《全球律师3000》)刊物评选的“前列全球五十大律师事务所”。此前，刚刚荣获《法律事务》杂志颁授“年度亚太律师事务所”奖状。

　　政策的逐步放开，使得两地律师在业务方面能够更为具体合作，沟通的桥梁也更为频密。在内地设有代表机构的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的方式受到两地律师的青睐。对于今年初广为讨论成立“深港法律服务中心”的构想，香港律师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张永财也参加了洽谈鸡尾酒会。当然，最让张永财感到兴奋的还是在广州设立第一家代表处的情景———当时内地开放不久，法律服务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经过谨慎判断并付出诸多努力，的近广州代表处终于在1993年获得批准，1994年开始运营。

　　当时很多香港律师行都认为WTO谈判磋商时间很长，对内地开放法律服务市场没有信心，他们一边观察一边分析，踌躇犹豫。“但我们相信市场的潜力，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成功。于是，我们成功抢下了滩头堡，虽然代表处开得很小，但我们还是学着控制风险”回首往事，张永财颇为感慨地说“的近看到了机遇与挑战的并存，花费了大量心血培育建设客户群体，这都没有让我们失望。我们进入的时机正是内地经济跨入快车道的时刻。”

　　此后，两地经贸合作不断加强，的近在内地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量持续增长。于是他们又在北京与上海又相继成立了代表处，成为第一家获批在中国设立三家代表处的香港律师事务所。

　　CEPA的实施，又让张永财雄心勃勃，他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发展，计划触角延伸到中西部城市———武汉？成都？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代表处的所在地。

　　本港律师行期待内地支持

　　现在，香港和内地在法律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在CEPA的框架下，官方这一面，特区律政司与内地相关部门签署了“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这标志着两地的司法合作领域层次与范围扩大了；而民间是香港的律师楼纷纷去内地开设代表机构，不少律师行还选择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以求更紧密的合作。一份对香港律师事务所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被调查律师所曾经处理过跨境商业交易。此外，近八成的律师所预期，在未来3至5年，与跨境商业交易有关的业务前景良好稳定。

　　张永财认为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今年1月1日开始，香港大律师以公民身份将被允许担任内地民事诉讼代理人。此外，CEPA允许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并获得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香港居民，以内地律师身份从事涉港婚姻、继承案件的代理活动。

　　让张永财担心的，是律师人才的严重不足，尤其是高精尖律师的流动性很高。近年来，中国对开放国内的法律服务市场作出了多项承诺———取消外国律师所设立代表处数量上的限制，取消外国律师所设立代表处试点城市的限制，取消一个外国律师所只能在中国设立一个代表处的限制，这使得不少实力强劲的英美律所加入内地法务市场，他们依靠强大的后备资金储备，沾染上了一些野性，掀起了一场场人才争夺战，已呈越演越烈的趋势，迫使不少内地律所开始和香港的律师加强了合作。双方在期待抵制竞争的同时，相互交流，培养后备人才，共同获得良性发展。

　　同行为了挤占市场份额，会有一些冲突，张永财点点头“但是这也有一些盲区”，他接着补充，内地国企与民企的急剧发展，不少律所紧盯着的都是沿海或发达城市，往往将二三线的城市忽略，这块地值得耕种。

　　企业到一定规模，会选择走出去，有的选择在香港上市，这时香港的律师的优势就很明显，香港企业有的在内地投资，自然会涉及企业的并购和破产重组等诸多问题，这个时候，熟悉香港与内地法律环境的律师自然受欢迎，这是香港律师行比欧美律师行最值得推荐的地方。

　　张永财一直强调，中国加入了WTO，尤其是在CEPA的框架下，放开限制是大势所趋，但内地应该多给香港所一些优惠与支持，这些特指总部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律所，不同于诸多欧美律师行在香港成立的分行。

　　政府怎么开放？如何开放，开放时间等，双方都可以进行沟通，交换意见，可以给出时间表，他支持一步步放开，认为比较理智，如果国外律师行的冲击太大，会破坏内地法律服务市场。

　　律师行必须本土化

　　“我现在鼓励香港律师投考内地司法部组织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律师行必须本土化，落地了还要生根。”张永财笑言。这符合CEPA中关于开放法律服务第五条的规定：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内地统一司法考试，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在内地律师事务所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

　　去年，香港文汇报以《港律师北上发展困难原因》刊登报道，指出由于香港律师行欠缺足够的内地人脉及网络，加上只开放婚姻、继承案件予以香港律师参与，未能参与商业诉讼，业务范围太窄。难以考取内地律师牌照等，一时都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可以看出，法律服务具有很大的本土因素，这些地源优势是不可能短期内被取代，现在在内地法律服务市场，特别是中高端法律服务市场中，会越来越多地见到内地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身影。

　　张永财用赞赏的口吻，描绘着内地律师们的风采：事务所规模越来越大，专业性标准比较高，内部分工逐渐精细，他们会很勤快认真地去了解外国法律的一些做法，比较回归前与10年后，在对外贸易等一些涉外诉讼方面，内地律师确实在有意识地积累实践经验，值得学习。

　　CEPA的开放，为两地法律界带来了更多机遇和合作空间。在与内地律师所进行联营方面，香港律师所在选择联营伙伴时更有弹性，可以按其事务所的规模及专业经验选择与其相配的合作，大部分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渴望走进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跳板，香港的业务当然至关重要。

　　现在，内地几大的近代表处作为香港总行在内地的布点，起着最多的是联络作用，主要业务还是在房地产方面，张永财提醒内地的律师事务所，不应该单考虑是为了布点的需要，满足在香港设置办事处，这很盲从，走出去短时间内不可能大规模经营，需要耐心，需要对市场的分辨以及远见，需要的是双方交流，静下来慢慢熟悉环境。

　　香港已回归祖国十年，但曾作为英国殖民地，禀承了英国的法律体系，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的基本法律体系并未改变。而香港的法律体系———英美法系与内地的法律体系相比，无论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张永财建议内地律师，应该学习基本法，在办好或合作办好涉港业务时，才能够有的放矢。

　　张永财普通话说的很好，偶尔夹杂的英文单词，只是在焦急中才会用到，他感叹地说：“十年回归，我改变了很多，期待着和内地更多的优秀律师交流与学习，我们有活儿一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