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然

人的骨头是有分量的，分量不同于重量。骨头的重量是“常量”，不管男女老少、个头大小，其重量一般占体重的20%左右。而骨头的分量则不尽相同：有的人骨头很轻，一顿饭、一瓶酒、一句虚无缥缈的承诺，就可以放弃原则；有的人骨头很重，无论多少金钱、多大权势、多么丰厚的待遇，都无法改变其坚守，不愧为铮铮铁骨、血性硬汉。原因很简单，后者的骨头里多了一种气——骨气。

骨气，表面上看不见，关键时显得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比如怎样对待贫困，就很能检验一个人有没有骨气。上世纪40年代，社会上物价上涨，物资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朱自清患严重胃病，体重还不到80斤。但他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美国“救济”，带头签字发表宣言，坚决不领美国面粉，可谓“士穷乃见节义”。

疾风烈火，更见高下。在民族危难之时，有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浩然正气震撼人心；有的人却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甚至卖国求荣，成千古罪人。这样的对比，古代的如岳飞与秦桧，当代的如李大钊与张国焘，文艺作品里更是有李玉和与王连举、许云峰与甫志高、韩英与王金标等诸多“典型人物”的绝妙表现。

如果问，人的骨气从哪里来？从文化中来。这回答听起来突兀，但细品不难发现，血性中总有文化的底色。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有文化的人最关心时事，也最讲究尊严。君不见许多仁人志士，他们有时候气度超拔，不受羁束，显现出一种“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凌云壮志，有时候又为“鸡毛蒜皮”事锱铢必较。在他们眼里，尊严胜过生命，并烙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造就了自己的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他们一旦认准了方向，就会一往无前，视死如归。

有副对联写得好：“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徐悲鸿就是这样的人。因为看不惯国民党统治，“政府”举办全国美术作品展，他一口回绝参展邀请；美国将军回国要带礼物，点名要他创作的《灵鹫》，而无论蒋介石开价多少，他就是不卖。

其实战场上的两军对垒，最终拼的也是文化人格。上甘岭战役，美军在40多天里动用6万多兵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把主峰削低了2米，也没有拿下那由志愿军把守的高地。多少年后，美军多次用电脑和沙盘模拟当年战场，但对这“东方之谜”始终未得其解。当然，我们清楚“谜底”。秦基伟说：“上甘岭战役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坚守的是阵地，更是他们的信念。而只有守住信念，才能守得住阵地。

“世界观、价值观、思想体系”，恰是文化的灵魂。古往今来，正因为有了这种灵魂，才有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悲壮，有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襟怀，有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有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誓言，有了“向我开炮”的惊天动地和“舍身炸碉堡”的气壮山河……

当然，文化与学历不能划等号，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就是文化知识、文学艺术、文娱活动。在一些高学历人群中，信仰危机、精神空虚者有之；道德滑坡、贪婪自私者有之；理想迷失、见风使舵者也有之。那些“在战斗中成长”的士兵也许读书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形成高尚人格和信仰。诸多忠孝义勇等传统文化，早已像祖先的血液一般注入他们躯体而得到传承；人民军队这座熔炉，更是锻造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那长征路上的足迹、延安窑洞里的灯光、太行山上的抗日烽火；那党旗前举起的拳头、屠刀下不屈的头颅、战壕外刺破长空的军号声；还有那疫情暴发时逆行的背影、洪水袭来时橡皮舟冲锋的方向、地震废墟中托举生命的迷彩绿……一个个英雄人物、英雄故事、英雄壮举，矗立起光耀千秋的碑，招展为指引前进的旗，融入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薪火相传的红色文化。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伟大的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既要看到白天的光明，也要注视夜晚的黑暗；看黑暗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追求光明。文艺创作如此，文化的真义精要更是如此。一个人只有站在时代前沿，才能穿越时空、洞见自己的日常和未来，进而补足精神之“钙”，增强做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