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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中国蓝军研训中心:“以狼为师”!
发布时间:2019-02-19 12:47 星期二
来源:解放军文艺


文/江永红


“蓝军旅”有一幢建筑面积三四千平方米的大楼,上面六个红色大字:蓝军研训中心。正对大楼正门的一面墙上,写着从《孙子兵法》中演化而来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在蓝军一间会议室里,旅长满广志在主持研究模拟对象的营以下战术,参加研究的有营长、连长和相关机关人员。在侦察科长和研究员介绍完有关情况后,满广志说:“这个模拟对象有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分队,这支分队有不少传说,但我们知之甚少。这个分队是什么编制?多少人?各带什么武器?什么情况下投入使用?一般部署在什么位置?如果长期防御,他们换不换班?多长时间换班?”

旅长一连串的问题让大家一时答不上来,有人说:“大约是连排级的编制,七八十人……”“停!”满广志不高兴了,打断发言说,“研究蓝军,研究对手的编制、装备,要把大约、大概之类的词汇,从我们的字典中删除出去,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些基本问题都搞不清,你依据什么模拟,更不要说神形兼备了。”

他说话的口气很和缓,一点没有声色俱厉,但与会者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有个连长说:“我在XX陆军学院学习时,有一位教员对这个问题有过较深的研究,写过一篇论文,我记得这篇论文上说这个编制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一般是XX人到XXX人的编制,具体我也记不清了。”满广志问:“有这位老师的电话吗?”回答说:“我可以查到。”满广志说:“你现在就去给他打电话请教,问清有关情况,如条件允许,请他支持我们一下,把资料用军网给我们传过来;如不方便传,能否把他请来给我们授课;如果他没有时间来,我们立即派人过去当面请教。”

“蓝军旅”的蓝军研究是走在全军前列的。满广志来“蓝军旅”之前就十分重视蓝军研究,在军事科学院读研时,翻译过数十万字的外军资料,但多是战略战役层次的,战术层次的很少,特别是营以下战术,鲜有涉及。2015年,满广志来“蓝军旅”当旅长,其时,旅里给他的有关蓝军资料,堆起来足有几尺高。他每天看到深夜,花半个月时间,把材料都看了一遍。然而,满广志却感到很不过瘾,战术层次的东西还太少,还太抽象。他说:“这些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所模拟的蓝军战术就会似是而非,搞不好还是自己的,那就起不到磨刀石的作用。”

侦察科长李丙强对笔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满旅长显得相当固执,非要一点一滴都搞清楚不可。”前面说的那个连长打通了老师的电话。听说“蓝军旅”要资料,老师非常高兴,颇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慨,说:“这些东西在我这里只能用于授课,用于写论文,说穿了还是死的,而给你们,就能把死的变成活的,在演练场上变成模拟蓝军的战术行动,从而磨炼红军。”他十分慷慨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传了过来。针对这件事,满广志对大家说:“我们有人老说有关单位和专家教授清高,不支持我们的工作,其实人家是像武林高手一样,他先要考察你,看你是不是真想学,看你是否是他的知音,他是绝不会向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传授技艺的。以后,我们用了人家的资料,不能一句感谢就完了,要主动向人家汇报,我们是怎么用的,在蓝军建设和对抗演练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样他就会愿意帮助我们。”就在这次研究会期间,当场给有关单位的专家打了十多个电话请教、核实。在字面上的情况弄清后,满广志让大家结合战例,堆出沙盘,然后在沙盘上体会揣摩蓝军的战术;再把大家分为红蓝两方,在沙盘上反复推演。理论研究结束时,满广志说:“这次研究还是非常浅的,只能让我们做到‘形似’,离‘神形兼备’还很远。”

理论研究后,满广志又带着模拟分队到现地推演,并且设置红军与之对抗。推演中,他往往会向连、排长发问:“如果红军从这来,你怎么处理?”有人回答后,满广志说:“你这是我军的思维,不符合X军的战术原则,你必须按X军的来。”就这么反复磨合以后,“蓝军旅”充当X军与某红军旅打了一仗。虽然获胜了,但满广志在复盘检讨中一连检讨了五个方面“演得还不像”。他说:“不是谦虚,我们确实不能因为演练获胜了而沾沾自喜,因为远没有做到神形兼备,有些地方甚至连形似都还没有做到,还不是一块合格的磨刀石。”

“蓝军旅”的蓝军研训中心成立于2014年底,是在原蓝军研究小组的基础上组建的。随着红蓝对抗演练向深度发展,对蓝军的要求越来越高,“蓝军旅”必须要有一批蓝军研究专家,必须要有一个蓝军咨询机构,于是旅里选调了一批当过营、连长,有研究能力,外语水平较高的军官担任专职研究员。为什么如此重视呢?研训中心主任柯松炜中校先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3年,我们就让一个营模拟过X军,因为蓝军研究停留于表层,所以演得一点也不像,机关有人给营长纠正,营长却理直气壮地说:“我看我一点没错,你也不比我懂得多。”他不谦虚,但后面这句话说的一点不错。大家都看出他演得不像,却又拿不出多少根据来纠正他。你看我不像,你说说怎么才能像?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昏昏”了。柯松炜说:“模拟蓝军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模拟得不像,就会误导红军部队,后果就严重了。而仅靠业余研究,因各方面条件都没法保证,难免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蓝军研训中心在实战化演习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其职能是为部队提供外军资料,给首长机关当好外脑。”

蓝军研训中心是“蓝军旅”军官最爱光顾的地方。目前,中心已拥有近一万五千册外军资料和二百三十余部外军影像,编写出六十七册有关研究成果,另外还编出了蓝军部队训练大纲共七个分册,全旅的军事干部都参与这项工作,边使用边充实边修改,今年已是第三次修订。

徐武韬人称“蓝军通”,毕业于原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是蓝军研训中心最著名的研究员。他长得清清爽爽,是个帅哥,微微有些秃顶,更显出知识分子的味道。别看他文质彬彬,却是经过战火考验的人。大学毕业后,他历任排长、指导员和作训科参谋,曾经去利比里亚维和,担任中国运输部队的翻译,因工作出色,两次荣立三等功。又因在蓝军研究上取得重要成绩,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蓝军研训中心大楼及内部设置,他是设计者之一。他带领攻关小组先后翻译了数百万字的外文原版资料,汇集成三大册《蓝军建设指南》;他搜集的X军各类书刊、影像资料共八千七百余套,择其要点,汇编出《X军基础知识手册》《红蓝编制、装备对照参考》《模拟蓝军部队训练考核纲目》等,共三大类二十八种,为蓝军训什么、怎么训提供了依据。

徐武韬在接受采访时说:“要说研训中心的最大贡献,我看就是把蓝军的旅以下战术大抵摸清了,可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大家做的,比如去年翻译的六本X军部队的相关条令,就是四个人分工合作翻译出来的。”

蓝军研训中心与院校研究的最大不同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紧密,一切研究都服务于部队训练,研究成果马上就转化为部队的实践,而不是把自己关进“象牙之塔”,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为研究而研究。徐武韬举例说,有次一个步兵班在模拟X军设置障碍,他到现场一看,告诉步兵班的人,他们的这一套还是我军的,不是X军的。然后,徐武韬给他们详细讲解X军设置障碍的原则,结合地形和X军装备性能,和他们一起研究领会,一起训练。徐武韬说,只有这样做,研究成果才能切实体现在红蓝对抗演习中。

没有研训中心的专业研究人员,蓝军研究就没法深入。现在,中心的研究员都成了“香饽饽”,每天都有军官向他们讨教,每年年终总结,官兵都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对此,徐武韬说:“蓝军研究光靠研训中心的几个人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发动官兵都来研究才行。奉旅首长的指示,我们搞了一个蓝军建设三年规划,每年都搞一个蓝军建设方案,经党委批准后成为正式文件,指导全旅的蓝军研训。年度总的研训任务明确后,由我们把任务分解到各单位,今年累计定了大大小小七百个研究题目。这些题目由高到低分三个层次:第一是既要研究又要训练的,第二是只研不训的,第三是必须了解的。每个题目谁主负责、谁协助,明确到人,责任到岗,研究成果验收后,是要计入训练成绩的。研训中心由首长机关授权,要定期下去督促检查,了解研究的进度,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徐武韬特意说:“这里,我要顺便提醒红军部队的战友,每次演习前,你们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你们还没有来,我们研训中心就给蓝军部队下发了一本有关你们的比较详细的资料(看完收回销毁),具体内容就不说了,只说其中一点,就是对你们各级主要指挥员的特点分析,他的照片、学历、履历,参加过什么演习,完成过什么重大任务等等,一一在列。讲老实话,蓝军在对抗演练中的有些战术设计,是考虑了你们指挥员的经验和性格特点的。这本是蓝军的机密,但因为是古今中外名将的通常做法、必做功课,所以不妨以磨刀石的身份告知。”

既是“古今中外名将的通常做法、必做功课”,那么来朱日和参演的红军部队,也是有人把这门功课做足了的,比如参加“跨越2014”第一场对抗演习的装甲某旅。当时,旅长侯明君在演习前就让机关把“蓝军旅”连以上主官的照片都找齐了,详细研究了蓝军旅长夏明龙、参谋长陈军以及各位营长的经历和特点。演习中,蓝军侦察连长以假冒身份潜入红军阵地,红军用照片使他露出了原形。在2014年的七场演习全部结束后,夏明龙曾经对笔者说,侯明君是他遇到的最难对付的一个对手。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夏明龙特地给他送去著名的苏尼特羊(熊猫羊)以示慰问。

可惜的是,参演的红军部队,并非每支部队都认认真真地做了这门“功课”,一些部队没有做,或者做得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知敌、像敌、学敌、胜敌”,这八个字是蓝军旅长满广志对全旅官兵的要求。扮演蓝军,知敌才能像敌,学敌才能做到神形兼备,而最后的目的,是要在未来战争中战胜敌人。

在学敌上,“蓝军旅”同样下足了功夫。

在一次演习中,二营一个排打得又快又准,战果最突出,这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们有啥高招?人们纷纷向排长袁锦云中尉讨教,袁锦云说:“要感谢蓝军教会了我们学会了运用一种简易专用卡。”这种卡的名字大家是第一次听到,感到特别新鲜,袁锦云讲解后说:“原理并不复杂,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具体情况你们要找人讨教。”

研究员徐武韬说:“我开始引进这个卡,我也不完全清楚它在实战中的效果如何,所以先让袁锦云这个排试用,结果在演习中一炮走红。接着,先在二营推广,从步兵再逐渐推广到炮兵、反坦克火箭,最后在全旅推广。”这个卡的推广运用,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研究蓝军,要以蓝军为师,要学习他们一些先进的经验。战法、训法是没有阶级性的,别人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

凡是来朱日和与蓝军对抗过的部队,无不诧异“蓝军旅”的炮兵打得准。在每次对抗演练中,蓝军炮兵大都占优势甚至占有压倒性优势。其中原因呢?一般认为是因为他们占了地理优势,地形熟,可不就打得准呗!应该说,地形熟是一个因素,但还得要情报准确及时、射击技术过硬,才能打得准。在射击方法上,“蓝军旅”采取“拿来主义”——把外军一种先进的射击法用于实践。简单地说,只要报出一个编号,炮手就能依此装定射击诸元,一打一个准。

研训中心的李云钢研究员是去年十月调进来的,曾经在反坦克导弹连当了五年连长。反坦克导弹,顾名思义,是用来打坦克的。怎么打的呢?李云钢说:“过去我们是用炮兵的战术来打导弹,像使用直瞄火炮一样,要有阵地,配置往往靠后,多少年都这样,大家也觉得就是应该这么用。在实战化演习中,战果也还不差。但随着蓝军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这样使用反坦克导弹太死板了,别人的使用办法就与我们大不相同。通过研究战例,发现他们往往是编成战斗小组,大胆前出隐蔽,择机进行伏击、侧击,因而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学了,就借鉴,就试训,并运用到演习中去。从2015年开始,我们运用这一战术取得了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战果。演习的实践表明,这一招是很恶毒的,往往打得对手措手不及。不仅消灭的装甲目标比过去多得多,关键是能打乱对手的战斗部署,搞乱其进攻节奏。当然,前出是相当冒险的,这里面有很多奥妙,比如如何隐蔽、如何分组、如何做到兵力分散而火力集中、如何与后方保持联系、如何撤退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反复训练。我还要告诉红军战友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战果,无不是对手麻痹大意给了我们以可乘之机,他们要么是搜索不仔细甚至不搜索,要么就是不懂搜索的战术。只要搜索彻底,我们就难以得手,甚至会当俘虏。有两三次演习中因红军搜索得力,我们未取得重要战果,就被逼得匆匆撤退了。”

装步四连连长管福强黑黑的脸庞,厚厚的嘴唇,一看就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但刚开始对抗演练时,他也曾慌张过、不知所措过,他特别感谢蓝军原研究员吴文强对他的传帮带:“那是2014年,实战化红蓝对抗才刚开始不久。一次,我奉命去破袭红军的指挥所,受领任务后,心中没底,旅里让吴文强研究员来给我当‘教练’。那时红蓝双方都非常缺少经验。十一点二十分左右,我带着二十余人摸黑出发。阵地上一片漆黑,驾驶员闭灯驾驶,坐在副驾驶位的人用夜视仪引导。到红军集结地,我们发现他们每隔四五百米一个帐篷,都有岗哨。吴研究员和我带四个兵下车步行,引导车辆从空隙中开过来。中间遇到一条公路,路上有两个哨兵,因为太困,站着打瞌睡,我们爬过去把车引导过来。前进三百米左右后,发现一个雷达站,有一台车、一顶帐篷,伪装一般,帐篷里有三个兵在打呼噜。吴研究员说:‘制服他们,不要有动静。’这三个兵在睡梦中被擒获了,跟随我们的导调判决说:‘你们被裁了,退出演习。’对‘俘虏’怎么办呢?又不能带着走,留着他,他走漏消息可不得了。吴研究员告诉我:‘留一个人看着他们,其余继续前进。’大约三点钟,我们被对手哨兵发现了,打着手电向我们走来,我害怕被俘。吴研究员低声对我说:‘别害怕,一旦被包围赶快撤退,现在要想办法制服哨兵。’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奇袭》,就想像电影中的侦察兵那样忽悠过去。我指挥战士暗中包围这两个哨兵,对快到跟前的哨兵谎称‘我是二营炮兵连连长,去蓝军搞破袭刚回来’,恰恰这两个哨兵就是二营的,说:‘我们就是二营的,怎么不认识你啊?你为什么穿着蓝军衣服?’我说:‘去蓝军搞破袭还能穿红军的衣服吗?如果我是蓝军,早把你们俩俘虏了。’这时,我的战士突然扑上去真的把他们俘虏了,导调已判他们‘退出战斗’,他们却违反演习规定,一下拉响了警报,刺耳的警报声在夜空中显得十分凄厉。这个突然情况,让我紧张,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指责对方‘你们违规’。吴研究员当机立断,说:“打开大灯,全速撤退!”这次行动我们虽然没能成功破袭红军的指挥所,但打掉一个雷达站,最后,因为对方违规,导调判我们成功。但我感到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当时是否应该牺牲一两台车,剩下的人继续去捣他的指挥所?我这样问吴研究员:‘蓝军是这个搞法吗?’他说:‘双方搞破袭的战术差不多,但蓝军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如果不能达到预定目的,应该尽快撤退,尽量减少人员损失。按当时的情况,红军已经拉响了警报,所有人员都已经提高了警惕,加强了警戒,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完成任务的机会,按蓝军的原则就应尽快撤退、保护自己,硬干就会造成全军覆灭,那就亏大了,这和防守要点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经过吴研究员这一指点,我更深地领会到蓝军的作战原则,而且让我懂得了指挥员要有处变不惊的胆量和化险为夷的本事。在此后的类似行动中,我做到了遇事不慌,不胆怯,处理情况也更加灵活了。”

笔者翻阅他们历次演习的实录,发现他们对蓝军的战术练得越来越像,用兵布阵像蓝军了,筹划、指挥战斗的思维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靠近蓝军。比如:以往演习,人们往往是自己想定情况,然后自己再研究部署,颇有点自己和自己下棋的味道。虽然这个想定是有根据的,但毕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而“蓝军旅”的模拟对象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情报先行,由情报部门出情况,指挥员再研究怎么解决。现在“蓝军旅”也如法炮制了,出情况的是侦察部门和蓝军,这样就相对客观得多。对此,蓝军研训中心主任柯松炜说:“由专门研究对手的人出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其想定显然会更接近对手。”现在,“蓝军旅”各级指挥员都形成了习惯,参加各类演习首先关注的就是对手,尽最大努力把对手搞透,然后再根据敌情我情研究战法。参谋长陈军说:“不搞清敌情,一切战术都是空的,都等于纸上谈兵。过去我们研究战术的时候,先领会上级指示,然后再拿出方案,首长指示当然必须深刻领会,但离开了敌情就不可能深刻领会,单纯从指示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最后导致首长的指示落空。”

节选自《探秘中国蓝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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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廉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