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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政法机关舆情应对经验榜、警示榜

2023-02-23 13:55:48 来源:法治网舆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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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舆论场经历了冬奥会成功举办、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大地提振了信心;也遭遇到疫情和舆情深度交织的影响,从“动态清零”到“乙类乙管”,防疫政策发生的重大变化对社会心态的影响通过网络舆论折射出来,引发多起热点事件。面对重大突发舆情,政法机关均能做到引导和处置并重,例如成立专班或高层级调查组快速介入调查处置工作,通过及时有力的信息公开回应舆论关切,并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谣言,消除网络谣言危机。但是也需看到,实体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体现。舆情工作的基础在于实体,在多数热点舆情中,正是因为实体处置应对工作的不足或存在问题,导致网络负面情绪有了“突破口”,网络不良势力才有“钻空子”的空间。面对网络舆情的新问题和新态势,政法机关还有适应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在坚持依法办理和妥善引导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和改善的空间。

法治网舆情中心从2022年发生的涉政法舆情事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0起案例,依据舆情应对能力模型进行评估,从时、度、效三方面点评相关部门的舆情应对工作,形成年度经验榜和警示榜,希望通过剖析个案处置的经验教训,为政法机关提供舆情应对策略和方法的参考与借鉴。

经验榜之一: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

事件概览

2022年7月21日,有网民爆料称,南京玄奘寺供奉多名侵华日军战犯牌位。突发舆情震动舆论。网民激愤之余,迅速对供奉者吴啊萍的身份动机、事件过程等展开追问。当晚22时许,“@南京发布”回复网民称“正在核实”。次日凌晨3时许,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发布初查通报,称2022年2月寺方已发现相关情况并纠正,并表态将对此事一查到底。7月24日22时许,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详细解释供奉者吴啊萍身份背景和牌位供奉过程,表示其有长期心理问题,想通过供奉牌位“解冤释结”,目前已被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由刑事拘留。7月25日,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近10分钟节目,公开警方突审吴啊萍的画面,当地公安、统战等多个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舆情回落。此后,舆论场中类似爆料不断,特别是8月12日苏州一女子因穿和服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调查一事,令网民进行关联讨论,导致类案舆情热度有所反弹。

应对评点

特殊时间节点临近和特殊地点等历史因素叠加,使得这起舆情性质异常敏感,一经曝光就掀起舆论风暴,各类捕风捉影的渲染和造谣更令舆情迅速走向失焦,当地相关部门多次回应,并以扎实的线下调查和妥善的线上引导成功化解危机。首先,当地政府发现舆情后,第一时间回复网民留言稳住人心。随后,官方作出两次通报,处置主体从主管部门升级为联合调查组,回应内容也从最初表态式回应扩展到依法追责、问题整改等层面,尤其是联合调查组仅用3日即发布调查结果,详细呈现事发过程,将事件性质锁定在个人不当行为上,从而遏制了舆情的无序发酵。最后,当地政府趁热打铁,运用本地主流媒体还原案情、重申立场,进一步释放了舆论情绪。

经验

与此次舆情形成鲜明对比的苏州女子穿和服被带走一事,当地警方的执法正当性遭到质疑,沉默不语的态度加重网民不满。这两起舆情事件作为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代表,在近年来的涉日舆情事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类舆情中,民意的酝酿积聚对涉事单位压力极大,掺杂的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等话题讨论很容易引发观点对立,滋生涉稳与涉意识形态风险。而纵观两地相关部门舆情处置,前者是在调查的基础上成功将舆情处置个案化,后者则因个人行为切割不及时而导致舆情出现扩大化,公安机关的执法依据和执法尺度引发质疑。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置思维和结果提示执法部门,对于因挑动群众朴素爱国情绪引发的敏感舆情,处置部门既需在实体层面上尊重事实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保证自身执法行为经得起公众审视;也要积极回应舆论,充分研判舆情性质和可能造成的危害,作出合乎情理法的、能被大众接受的处理结果,以权威公正的处置守护公众爱国情感。

经验榜之二: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

事件概览

2022年1月10日9时许,万众关注的江秋莲诉刘暖曦(原名刘鑫)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在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法院判处刘鑫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近7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审判长还当庭宣读了判决书,褒扬江歌善举、谴责刘鑫行为,舆论称赞此次判决“惩恶扬善、激浊扬清”。据媒体报道,2016年11月3日,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江歌被刘鑫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杀害,江歌母亲江秋莲认为刘鑫在江歌遇害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2019年10月起诉刘鑫。一审宣判后,刘鑫提出上诉。同年2月16日,案件二审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2022年12月30日,青岛市法院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对刘鑫是否劝阻江歌报警、刘鑫在案发时是否把公寓房门锁闭等四个事实作出认定,并就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刘鑫应否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等三个焦点进行详细解释。该判决再次获得舆论称赞,被主流舆论评价为“法与情的双赢”“用司法程序捍卫道德底线”。

应对评点

该案双方当事人在舆论场上争辩多年,其中的道德问题已经明晰,但法律责任如何划分,则有待司法机关通过依法审判来予以厘清。因此,此案的关键问题除了依法审判之外,还需要法院充分释法说理,将法院的判决依据和考量清楚地呈现出来。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均作出良好示范,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首先,两级法院充分做到信息公开,从立案、开庭到判决,均第一时间予以公开,满足了舆论对此高热案件的知情权;其次,对于案件的核心事实以及庭审的焦点问题,审理法院均在判决书中使用较大篇幅进行解释,还在判决书中用接地气的语句引发共鸣,使得判决结果高位对接舆论期待,维护了朴素的道德感和正义观,因此也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经验

在现实社会中,一些案例触碰道德底线但尚够不到法律边界,导致公众常常陷于无力感,甚至动摇了法治信仰。但江秋莲诉刘鑫案却能成为情理法冲突领域的典型案例,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法治的力量。这是因为,“江歌案”中的扶危济困行为既是我国传统美德,也是民法原则之一,审理法院依法依规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发挥出了司法引领社会法治意识、引导良善道德风尚功能的体现。随着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越来越高,司法机关在处理热点个案时面临的舆论压力也越来越明显。对此,各地司法机关首先需要确保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经得起舆论检验,同时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办案机关还需增强释法说理工作,通过妥善运用裁判文书、案件宣判、庭审后普法等手段,将每一起热点案件都办理成典型普法课堂,从而达到不断厚植法治信仰、提升法治素养的目的。

经验榜之三:安徽灵璧县渔沟中学学生死亡案

事件概览

2022年4月1日,网传安徽省灵璧县渔沟中学14岁初中生王某某在宿舍内被多名高中生殴打致死,有自媒体将此事冠以“校园霸凌”传播,同时死者家属“身穿迷彩服在学校门口讨公道”的视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热传,引发广泛同情与关注。4月2日,灵璧县公安局通报称,3月31日晚,渔沟中学八年级学生徐某某与同年级学生王某某在学校宿舍内因琐事引发肢体冲突,徐某某拳击王某某致其倒地后死亡,徐某某已被刑事拘留。冲突过程中无其他学生参与,网传“王某某被多人围殴”信息不实。但死者家属不认可警方结论,持续发布视频维权,同时网上流传出“七人殴打一人”“打人者是校长亲戚”等视频和谣言,导致警方结论遭受质疑。4月5日,灵璧县委县政府调查组发布调查处置情况通报,还原案发过程,回应网传六大谣言和热点问题,舆情随后迅速回落。

应对评点

此次舆情经历了官方的两次回应,呈现出“首次回应不足—谣言趁虚反攻—后期蓄力扭转”的发酵曲线。在网络爆料出现次日,灵璧县公安局迅速通报基本事实,并澄清“王某某被多人围殴”这一不实信息,在首次回应的时效性上抢占了先机。但警方通报对事发过程描述较为简略,结论较为单薄,对于起初最为热传的家属身份问题没能及时澄清,遗留了情绪发酵与事实质疑空间。在死者家属的不满情绪中,网络势力趁机炮制各种谣言大肆攻击警方结论。对此情形,官方及时提级督导与调查,由上级单位宿州市成立市级工作指导组,灵璧县委县政府组成调查组,在指导和调查的级别和组成上都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同时,通报质量也更胜一筹,不仅按照时间线详细还原事发经过,还用求证细节逐一解释社会关切的六大热点问题,对首次通报衍生出的疑问点以及新生谣言也进行了精准回应,扭转了此前舆论质疑态势。

经验

近两年,由校园突发案事件炒作而出的舆情,已成为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来源。从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再到此次安徽渔沟中学学生死亡案件可以看出:未成年人身份的特殊性、事发原因的悬疑性、家属情绪的不稳定性,均是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的突破口;舆情发酵过程中常会出现“内幕说”“背景说”“恶势力”等阴谋论挑动情绪;短视频的剪辑拼接与感官刺激,使得谣言的煽动性加倍凸显;官方回应稍有不足便会被穷追猛打,导致舆论攻击方向从校方引向当地警方、政府乃至整个法治环境。因此,面对此类校园突发舆情,政法机关一方面需将重视程度与防范意识提升到新高度,另一方面还需认识到,应对此类舆情就是一场与谣言赛跑的竞技赛,简单的事实结论已不足以跑赢蓄势待发的汹汹谣言,在常规调查之外需及时捕捉舆论不良风向,动态澄清谣言的同时严厉打击造谣行为,全方位廓清舆论场,谨防网络炒作力量利用校园个案预演煽动戏码。

经验榜之四:“新版红绿灯”误读事件

事件概览

2022年8月20日,网传九宫格式“新版红绿灯”引发关注,此后有人自称“设计者孙正良”在短视频平台开通直播,然而开播仅10分钟就因遭到大面积质疑而下播。直播事件发生后,有网民和自媒体以为目前使用的红绿灯将更新为所谓“2022新版红绿灯”,在网络点评“新版红绿灯”的优劣,也有媒体开始跟进科普“新版红绿灯”用法,相关讨论随之增多,热度逐步上升。8月22日早晨,“新版红绿灯”事件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榜,舆情热度达到顶峰。同日上午,微博大V“@江宁婆婆”发布长微博进行科普称,“2022年新版红绿灯”不是新规,至今已实施5年。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网民转发并引发舆论风向转向。随后,北京、上海等地交管部门通过媒体回应称暂未收到更换“新版红绿灯”的通知。22日晚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权威通报,称不存在“2022年红绿灯新国标”,同时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舆情走势迅速回落。

应对评点

此次舆论风波源于自媒体营销号为吸引眼球造谣传谣,却因切中公众对以罚代管、逐利执法、过度处罚等执法问题的负面情绪,在短短两日内就演变为全网讨论的热点话题,对公安交管部门形成倒逼态势。面对汹涌而至的舆情风波,多层级公安交管部门及公安系统大V形成联动回应之势。警方大V“@江宁婆婆”首先科普辟谣,引导舆论理性看待的同时延缓了舆情持续发酵态势。之后,多地交管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适时发声,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最终回应打下良好舆论铺垫。最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连夜发布权威通报,详细回应舆论关切焦点,用及时有效的答疑解惑,拨开了谣言的迷雾,阻断网络谣言传播的可能性。

经验

近年来,公共政策类谣言利用舆论心理,刺激社会焦虑和恐慌情绪传播,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维护构成挑战,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除了“新版红绿灯”这起典型谣言案例外,2022年与疫情相关的公共政策类谣言也十分突出,如“‘动态清零’已成为基本国策”“国务院联防联控小组正式摘牌”等网络谣言就曾引发较大范围的负面影响。需要警惕的是,当前的舆论环境和传播手段更有利于公共政策类谣言的扩散,有关部门如果不能及时识别并果断处置,不仅对政府公信力形成消解,还可能演变为意识形态危机。这就要求包括政法机关在内的政府部门,需要将坚决打击网络谣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方面督促各类平台方承担监管责任,及时发现带有苗头隐患性的公共政策类谣言线索并第一时间反应处置,掐断其传播路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完善溯源机制,摸清谣言生产源头和传播链条,依法运用刑事、行政等法律手段进行专项打击,以此提高造谣传谣的法律成本。

经验榜之五:哈尔滨男子烧伤身亡事件

事件概览

2022年5月10日晚,微博用户“@月亮湖视频”发布视频信息称,5月8日下午,哈尔滨一男子因摆摊洗车,疑被同行伙同儿子及其他帮凶泼汽油烧伤后不治身亡。该爆料迅速引发网络热议,网民质疑行凶者残忍行径背后或存在黑恶势力。另据网传的“报案材料”显示,死者曹某涛的姐姐举报凶手外号为“大河子”,对方扬言“执法局的人是他常年花钱养着的”,并曾“叫来”执法局收走曹家价值2600元的刷车泵。这些内容激起舆论愤怒情绪,网民呼吁警方尽快通报事件详情,还有人猜测当地有“保护伞”。5月12日晚间,事发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局发布通报称,该男子因洗车生意发生矛盾,自带汽油和打火机烧伤自己。但曹某涛家属对通报结论表示不认可,随着媒体追踪报道和家属持续发声,舆论质疑声音更加凸显。5月15日20时,哈尔滨市调查组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安哈尔滨”发布通报,回应了曹某涛自带打火机和汽油桶并点燃汽油、曹某涛之妹录制的网传视频内容与事实不符、现场曹某涛未被绳子捆绑、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涉黑涉恶线索等焦点问题,舆情迅速反转并很快平息。

应对评点

对此突发舆情,当地做出两次正式回应,前后结论接近但舆论效果明显不同。初次回应的主体部门是办案机关即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局,在回应的内容质量和技巧方面存在瑕疵。警方在事发四天、舆情走热两天之后才做出通报,虽然是正面回应社会关切,但也引起网民“不上热搜不解决”的不满情绪,未能阻断舆情发酵势头。同时通报结论较为简洁,缺乏细节和证据,因此难以有效对接舆论对事件细节的追问。后续哈尔滨市收拢调查处置和舆情回应权限,成立调查组并第一时间发布结果通报,迅速用事实扭转舆论态势。调查组调取了案发各处的监控视频和执法记录,特别是针对引发网民广泛同情的死者遗言视频,调查组通过调取医院监控视频,还原了“家属指使死者捏造事实”的真相,用严谨的调查过程和扎实的证据回应网络质疑,彻底翻转舆情,令官方处置最终获得舆论认可。

经验

此次舆情由突发事件叠加网络谣言发酵而成,比起普通的网络爆料或谣言,由“本人控诉、家属指证”的信息更具可信性。但从官方调查结果来看,当事人及其家属作为涉事方,通过编造细节,扭曲关键事实,不仅误导了公共舆论,还改变了舆情属性,将一起矛盾纠纷案件变成涉黑涉恶的敏感舆情。对于这类谣言型突发事件,政法机关需要及时发现敏感线索,并快速介入处置,用充分的事实、确实的证据、详尽的过程还原事实真相,回应社会关切。在具体工作细节方面,处置部门可以通过及时研判舆情风险决定是否提级回应处置,根据舆论趋势分步骤或分阶段地释放信息,同时充分利用视频证据来佐证调查结论,以此打破舆论不良猜想。

来源:《政法舆情》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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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牛佳宇